赵局长因工作太忙,加之他母亲手术后仅需住院休养,他第五天就回县里了,留下哥嫂和妻子陪护。他母亲康复的很快,十几天后医院通知出院,让回家去静养,我忙电话通知了他。
这次是我厂的王主任陪同赵局长来的,乘坐的还是那辆“上海130”,他们这次来还有公事——到省一轻厅去汇报一下工作。我陪他们去省一轻厅时,那位我常去找他问物资情况的领导讲话很“艺术”,让我领略了人家高超的语言水平。“你们从哪儿找了这么一位业务员啊?人家可给你们卖了大力了!整天来缠着我要物资,逼得我把分配给其他厂的一些物资都给了你们……”他这些话的意图是为自己表功,但对我也非常的“受用”。看来,每次去他那儿敬几支香烟还是有用的。
赵局长为了感谢孙大夫,带了些绿豆、花生类的土特产送给了他(也给了我一份),并邀请他晚间务必赏脸聚一聚。孙大夫支支吾吾地提了一个请求,说他的一个朋友在另一家省级医院工作,家乡也是那个县的,听自己说了赵局长母亲看病的事,很想见见你们这些老乡。赵局长忙不迭地应道:“好啊、好啊、晚上你一定要叫上他……”
随孙大夫来的这位大夫姓于(起初孙大夫说是另一家医院的大夫时,我还认为是吴哥的姑父孟大夫),是一位内科主任,与大家相见异常的谦逊和亲热。席间,孙大夫替这位于大夫说出了想见赵局长的目的:于大夫有个19岁的儿子在老家,是于大夫与前妻的孩子,想请赵局长帮忙照顾一下。他们夫妻早年离婚后各自又都有了新家庭——妻子改嫁了他人,于大夫也在省城娶了妻子,儿子现在跟着伯父在老家的农村。他早想接儿子来省城,但妻子死活不干,来了几次也让妻子给赶了出来……于大夫是想请赵局长给儿子找个工作——哪怕是临时工也行。日后有机会能转正当然更好,转不了正也无所谓,等孩子大些他帮孩子在老家置办几间房,让孩子自己成个家——现在孩子与伯父家的关系很不融洽,孩子很受难为……
造纸厂因工作需要前期招收了很多临时工,现在还在招收,像我这无名小卒还“引进”了一个熟人,对局领导和厂领导来说更是不费吹灰之力。我厂的王主任是个“老江湖”,立刻把话接了过来,“你们给俺局长帮了这么多忙,咱以后就是朋友了!咱这么着,这事好办咱办!不好办咱想办法也得办!跑腿的具体事归我——俺局长‘点了头’哪有办不成啊!”王主任是在“卖乖”,赵局长却如坠入云里雾里听不明白,只得喃喃道:“行啊、行啊!”乐得我趴在桌子上忍不住地偷笑,气得王主任在桌子下踢了我几脚。
大约十几天后一个小伙子到旅社找我,说是厂里派他来给我送粮票(计划经济年代必须凭粮票买粮食制品)。他就是于大夫的儿子,已经到我厂上班了,厂领导派他来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给我送粮票,而是让他到他父亲那儿“汇报”自己已经当了工人的事实,而且来这儿还是坐车、住宿都报销的出公差。我端详着这个小于,虽然瘦骨嶙峋衣着破旧,但还有些书生气,可能是他父亲基因的遗传吧。我领他去理了发并去了临近的一家浴池,让他洗涮一下以便见他父亲时不至于遭他人的“冷眼”。没想到他到了浴池竟说了句:“俺地个老娘唉(这是那个地方的口头语),咋不要脸地都光着个腚啊……”当时笑得我肚子都疼。
当时的泉城路是省城最繁华的商业街,除了百货大楼是省城最大的商场,附近的店铺也都很有名气。我领着小于在街上逛了逛,他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看傻了眼。泉城路在珍珠泉处西边的路南有一个水果店,我指着里面的菠萝问小于吃过吗?他说虽然没吃过但知道叫什么,他思索着说:“是叫什么‘萝’还是‘萝’什么唻……哦,叫‘啰嗦’!”
小于在济南的那几天,每晚于大夫都早早地到我们住的旅社来,并买些好酒好菜与我们同乐。他再三嘱咐儿子好好工作,有困难尽可能自己克服,如遇到大的难事也一定要来找他——他一定会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看着他父子情深意切的感情表白,我很同情他们当时家庭的尴尬处境。小于回单位的前一天,于大夫拿着一个包裹来到旅社,里面是给小于买的几件衣服和给哥哥家买的礼品,嘱咐小于把礼品给伯父送去,以后要和伯父家缓和关系,早时人家许多伤感情的话语和行为也并非出自内心,是生活的艰难且有他们自己的难处……父子分别时难舍难离竟还都流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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