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厂的生产走上正轨以后,王主任知道我在原单位从事过业务员(那时因物资紧张,主要以购货为主,也叫采购员),加之我家在省城,安排我再从事业务员的工作——到省城设立一个办事处。他说的办事处仅仅是能在省城的小旅馆包一个小房间即可。那时候办什么事都困难:出门车票不好买、下了车住不上旅社、需要的东西买不到、买到了货物还找不到车往回运送……但业务员的工作给人们的印象很轻松且很逍遥,有人编了顺口溜曰:出门挎着大皮包,坐车住宿都报销;游山玩水全国转,稀罕东西往回捎……殊不知业务员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我们业务员常常自嘲:穿戴像公子,赶车像兔子;坐车像猴子(有时人多都坐在行李架上),下车像“花子”(即叫花子,住不上旅馆常住在火车站);闲扯像老子,办事像孙子;归来像驴子(驮着给单位买的东西),结账像傻子(花销大又欠账了)。——但因为是在家乡工作,我高兴地应允了。
在农具厂时我确实干过业务员,而且断断续续干过好几年。起初是有一次回家探亲,一位从事管理工作的熟人无意中说上级调拨给了他们单位几个氧气瓶(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由上级分配供给),是玻璃钢的,使用寿命仅有两年。他们单位纯钢的氧气瓶都用不了,准备转让出去。我知道我们农具厂早就为买不到氧气瓶犯愁,立即给厂里打了长途电话。厂里的领导得知此事兴奋不已,再三叮嘱我务必买下,哪怕“磨”他一两个月也无所谓……农具厂自从有了那两个氧气瓶便增加了气焊这一工种,也算是农具厂由“原始”劳动步入“现代化”的起点吧。没想到我熟人的那个单位,上级时常调拨给他们些多余的物资,我便“顺手牵羊”都买了过来,农具厂还将充裕的部分物资转给了其他单位。厂里在此事上尝到了“甜头”,厂领导时常提醒我多打听些购物的信息,以解决物资匮乏的困窘——还别说,我那时还真给厂里解决了许多物资缺乏的难题,但我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能借此经常的探家而已。
王主任再三给我交代,到省城后的先期工作重点是找旅社,并要和旅社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本单位及其他单位到省城去的人员提供住宿的便利。好在我的同学中有人在省城的饮食服务公司工作,那时的旅社、饭店、浴池、理发店、照相馆等单位都是饮食服务公司的下属,我很顺利的在离我家不远处的泉城路上一家旅社包了一间房,并很快的和那家旅社的工作人员熟识了。我当时的工作很惬意,只需隔三差五地到省一轻厅打听一下是否有分配给我厂的物资即可。假如有物资供给计划,也只需电话通知单位——物资在济南时厂里派车来拉,物资如在外地时厂里则另派人去运。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必须每晚住在旅社——厂里早与我约定好,有事情时晚上打电话找我。
这种清闲的日子没过了多久,麻烦的事接踵而来——很多携家带口来省城看病的熟人令我应接不暇。他们大都是我厂和县城里其他单位的职工,有些人是很熟悉,还有的是熟人托熟人的熟人介绍来找我的。他们也大都是“家里有病人,不得不拜神”, 觉得有熟人好办事。他们的要求不高,仅是让我帮助解决住宿和帮助能看了病而已。——有了早期的旅社条件我帮助他们安排住宿自然没有困难,但看病还真承蒙那位早年看病结识为朋友的孙大夫,有这位热心肠孙大夫的帮助,不仅满足了他们看病的必需,还减省了他们排队、预约等许多的麻烦。
几个月后的一个晚间,王主任给我来电话,说县工业局(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县“手管局”改名为“工业局”)的赵局长两天后要陪他母亲来省城看病,让我怎么的、怎么的……我自然不敢怠慢,第二天便联系好了旅馆,并给孙大夫通了消息让他到时帮忙。这位赵局长母亲的病情确实很重,是躺在担架上由我厂的“上海130”拉来的。来的陪人中除了赵局长还有他的妻子和哥哥嫂子,我自然先带领他们去了医院……还真是有熟人好办事,当天孙大夫就安排病人住上了院,经过检查确诊是胆管堵塞,就很快做了手术。当时赵局长及家人欣喜若狂,因为临来时县医院的大夫还嘱咐他们要有“思想准备”,没想到竟是虚惊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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