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银元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期。那时邻居家的一个小伙伴央求我陪他去办一件“大事”——把他家的银元卖掉。当时“破四旧、立四新”的浪潮席卷全国,那些拥有老物件的家庭惊慌失措,传说这些物品如果自己不清理,“造反派”一旦查出会即刻让它们“魂归故里”。
那天我去了小伙伴家,他爷爷拿出二十块银元给我们看,指着上面的图案如讲故事般地做了介绍。你还别说,他家银元虽然仅有二十枚,品种却有十几种。他爷爷再三给我们交代说:“到泉城路西头路南的那家银行,其他的银行人家不收购!”又交代他的孙子:“带着户口本,没有户口本人家也不收。”那天的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银行收购银元不分品种,每枚收购价一元。
两年后我中学毕业,分配到鲁北地区一个公社农具厂当了铁匠。农具厂的铁匠中有一位长我十几岁的师兄姓杨,心地善良老实憨厚,在工作和生活中给了我许多的照顾。
我到那儿工作的第二年春天,杨哥家里翻盖房子,他在家忙碌里一个多月。盖完房回厂上班找到我,掏出一个纸包傻呵呵笑着说:“送给你一个小玩艺!”我打开纸包一看,是一块银元。他左顾右盼,神色有些紧张,“这上面也不知是谁的像?家里拆旧墙刨出一个坛子,里面盛满了银元,我留下两块咱俩一人一块,其余的我全扔了。”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告诉他:“这上面是孙中山的头像,还有的银元上有黎元洪像,徐世昌像、袁世凯像……银行现在收购银元,每块能兑换一元钱……”没等我说完,他急赤白脸地说:“那……那可毁了,我全扔井里了!”
他爷爷在世时是古董商人,喜爱收藏古玩古币。不知为何,暮年盖这所房子时垒进一坛子银元,杨哥的父母也不知道。杨哥这次翻盖房子挖地基刨到一块石板,石板下面的砖洞里放着这坛子银元,有三百多块。当晚杨哥找了一位“博学多才”的熟人请教,那人指着银元上戴军帽的黎元洪头像说是蒋介石,其他银元上的像不知是谁,但有“民国”字样,肯定都是国民党的大人物。那个年代,“阶级斗争”如火如荼,被人知道藏有国民党的东西,还不给扣个反革命的“帽子”?安分守己的杨哥非常害怕,惊慌失措地把银元扔进了野外的一口水井里,还很庆幸无人知道。
那天下了班,我俩找了一根长竹竿,绑上一个漏勺,疾奔到井边,尝试着打捞。井太深,竹竿探不到底,又绑了一根树枝加长……折腾到黑天,一无所获。我俩沮丧地回到他家。他从碗橱里搬出一个古朴美观的白底蓝花坛子,不住地长吁短叹,悔之不及。“就是这个坛子,盛着满满的银元!听人家说得那么吓人,就全扔了……”
几年后我调到了县造纸厂工作,与杨哥一直互相来往。改革开放后的一天,他到造纸厂找我,对我说:“你还记得盛银元的那个坛子吗?前几天两人到村里收古董古币,我把坛子给他们看,他们张口就肯出一百元,我给他们讨价多时,最终他们花三百元买走了——那俩傻蛋出门时还乐呢!……”我听后感到脊梁后面有股凉风——不寒而栗。文物贩子全是欲壑难填锱铢必较之徒,这次肯出高价,说明坛子绝非寻常之物。他爷爷是古董行家,很可能藏坛子是真!里面的银元仅是陪衬!
想起杨哥为失掉银元悔恨交加地痛苦表情,我没敢说出原委给他雪上加霜,心里却连连哀叹这位愚鲁的兄长又做了件煮鹤焚琴的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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