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是南方人。父亲有点像《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从小被一个孤老太太也就是我的奶奶收养,后来她因病离世父亲便参加了游击队,解放后父亲在部队学习文化成为一名通信兵。母亲很美,她个子不高,白晳的皮肤,眼睛大大的总是透露出温暖而善良的目光。不过,在我的记忆中,父母始终是在吵吵闹闹中过日子,有时我甚至不明白当年母亲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随父亲走南闯北。1958年,父亲复员后服从组织安排来到东北,先是在朝阳市凌源后调到盘锦新生农场工作,母亲默默地克服了水土不服饮食不一带来的不便,用柔弱的身躯哺育了我们兄妹4个。
父亲是建国前的老干部,当过通信兵,他的工作是负责农场通讯科和广播站,有一个徒弟我叫杨叔,和父亲一样也是个钓鱼迷,我们两家最开心的事就是共同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父亲每次去大河钓鱼总是带上我,下完钩后,他就打开折叠小凳子,很惬意地点上一袋“蛤蟆赖”,静静地等待着铃声后的收获,一旦有大鱼上钩父亲就一边溜鱼一边喊我:“快拿网抄来!”,当活蹦乱跳的鱼儿被降服,父亲就会冲着我露出胜利后得意的微笑。
其实,我最崇拜父亲的是他会修理无线电,那时我们家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是父亲自己组装的,这个玩意儿成了我“享受”童年快乐的唯一,我也偷偷地跟他学了不少,若干年后我自己组装了一台9英寸晶体管黑白电视机,这在当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的“新鲜玩意”,不过,每当有人夸奖我的时候,父亲就假装板着脸满不在乎地说:“别看这些,这小子浮灵!”
不知为什么,在那个是非不清的年代,父亲和杨叔竟莫名其妙地成为对立派,双方大搞政治攻势打嘴仗,师徒俩较着真在各自的指挥部上架起了用几个小喇叭合成的“超级大喇叭”互相比谁的声音大,最可怕的是有时候还相互枪击对射,我们家成了重点攻击的对象,也是重点保护的对象,父亲有时几天都不回家,母亲带着我们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1970年,两派的争斗问题基本结束了,我们家却成了第一批“五七大军”下放户,临走的时候,杨叔送来100斤大米,那是他费了很大劲“走后门”批的,那一刻师徒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看到他们都哭了,尔后就默不作声地收拾东西。后来在农村每逢口粮青黄不接的时候,杨叔就托人为我们送些粮食。
下放在农村的那些年,父亲打渔摸虾的“本事”大显身手,只是那里没有大河都是小河小沟,父亲自制了很多打渔工具可谓多样化,什么搬网拦网撒网一应俱全,一有时间就去捕鱼改善生活,几乎每次都少不了我。夏天,打些“穿丁鱼”做鱼酱,就着大葱来碗高粱米水饭,是那时几乎每家每户的“喜爱”,要是能在苇塘边的水线沟里钓上几条大黑鱼,父亲一准要和房东大叔整上一杯。最有意思的是冬天捕鱼,十冬腊月穿着羊皮大衣带着狗皮帽子扛上冰穿子,找一个深水沟砸个窟窿,冰面下那些因缺氧迷迷糊糊的鱼儿们就随着水翻滚到冰面上,但扑腾不了多久就冻僵硬了,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收获了这些战利品。
那一年秋天,村里先后有两批沈阳和大连下乡青年,都是父亲去接来的,那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们,仿佛在我们这儿能够找到一点“家”的感觉,平时受点委屈有个头痛脑热想念父母了都来我们家,我们家成了知青哥知青姐们活动的“据点”。过年时,父亲叫来几个回不去家的知青哥知青姐一起包酸菜馅饺子、吃猪肉炖粉条、冻梨,听革命“样板戏”好不热闹。这时,父亲就会点上一袋烟有滋有味地吸起来,那一闪一闪的亮光,成为我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
三年后我们家被落实政策返城。没想到那一年春天,我的年仅40岁的母亲,因意外的医疗事故瘫痪在床上,当时我们兄妹3人还都上学,一个小弟才5岁,父亲就完全停止了工作来照顾母亲,但半年后母亲还是匆匆地离开了我们,刚刚50岁的父亲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很多……父亲在杨叔的鼓动下带上小弟又回到了新生农场原来的工作岗位,那时的杨叔也有了自己的徒弟。我中学毕业后因“特困”留城并参加工作,两个妹妹也留在盘山城里上学和我住在一起,父亲几乎每周都要骑着自行车来看望我们,并带来他亲自栽种收获的新鲜蔬菜。后来,妹妹们先后中学毕业,在那些好心人的帮助下都找到了工作找到了男朋友,没有任何陪嫁就出嫁了。1986年8月,年近30岁的我结婚的时候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父亲给了我爱人200元钱(以后每每提起爱人都耿耿于怀觉得委屈),我们买来些酒菜,在几个要好同学朋友的祝福下就算办事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些苦难的年代里,我作为家里的长子——一个堂堂男子汉的无助无奈与悲哀,但我总是觉得父亲的承载更多,他的心里更苦更难。
我和妹妹们的日子一天天地好了起来,小弟也凭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国工。父亲终于可以安心了,但他却不能像从前似的去大河边钓鱼,因为父亲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出门必须要靠轮椅来帮助。一次,我接父亲来兴隆台,我的一个当老板的哥们非要请父亲去大酒店吃饭,看到满桌子的好菜,父亲有些不高兴地说:“咋的,有了好日子就不知道咋过了?”搞得大家都很尴尬。但大家都明白,父亲的经历太多了,看不惯的事情也就多了。
父亲在我们不知不觉中离休了,他坚持要住在当年单位分给我们家的那不到30平米的平房里,每年的大年三十我们一大家10多口人挤在一起,听父亲唠唠叨叨地挨个数到一遍,讲那些遥远的传奇故事,欢声笑语,亲情浓浓,其乐融融。父亲还要亲自给我们做些南方的家乡菜,每当有鱼端上来,父亲就会自语道:“要是能钓上一条红毛大鲤鱼过年就好了。”
父亲不能像从前似的去大河边钓鱼了,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出门必须要靠轮椅来帮助。一次,我们带父亲去一家大酒店吃饭,看到满桌子的好菜,父亲有些不高兴地说:“咋的,有了好日子就不知道怎么过了?”搞得大家都很尴尬,但大家都明白,父亲的经历太多了,看不惯的事情也就多了。
2007年的那个夏天,我的81岁的父亲在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像母亲一样静静地走了。在组织部门整理的档案中我才知道父亲的简历:1948年2月参加革命,1951年入党……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一个戎马生涯铁骨铮铮的革命战士,真正理解了这么多年来父亲严于律己,近似于刻薄地教育我们儿女要淡泊名利,他一次又一次地将荣誉将涨工资的指标让给别人,一次又一次地行善事献爱心。还有,对母亲那份忠贞不渝的情感。
我们兄妹在父亲钟爱的那片热土上选择了一块墓地,将父母合葬在一起,整整30年了,他们终于又相聚而且永远不会分离——找一个让父亲快乐的理由,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让我们的父亲永远不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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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类型:叙事性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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