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里有多少真实的历史?
《倚天屠龙记》里隐藏着怎样的惊天机密?
轰轰烈烈的明教英雄为何下场如此凄凉?
暌违六年,金学研究最高水准奇书重出江湖
2008年,新垣平博士恶搞《倚天屠龙记》和正史的戏作《剑桥倚天屠龙史》在天涯上甫一连载,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作为曾留学欧洲的骨灰级金庸迷和历史爱好者,新垣平博士运用奇妙的想象和精妙的推理,将正史和武侠完美地熔为一炉,将历史和虚构的界限彻底打破,用巧妙的、亦庄亦谐的手法,模仿《剑桥中国史》的学术话语体系,将十五部金庸武侠小说融入两千多年的中国正统历史,著作成书。
2011年,2012年,此书接连推出两版,风评甚佳,被挑剔的金庸拥趸誉为“金学研究最高水准奇书”,豆瓣高评8.4分。
近期,这部奇书经作者六年增补、修订之后,由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万卷出版公司联合再版。与前版相比,新垣平博士在原作基础上进行了大量修订及新增章节,并由著名作家马伯庸、六神磊磊和王怜花作序推荐,倪匡,史航,余世存,严锋,陈怅联袂推荐。
“史家之绝唱,无懈之江湖。”此书是新垣平博士对金庸先生最后的致意!
【精彩书摘】
(1195—1279)南宋后期的武术界政治地图
尽管形态和结构上有很大变化,但元代武术界既然是从其在宋金时代的前身演变而来,因此,首先有必要对后者略加概述。
自从宋代的平民从中古时期的贵族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之后,01中华帝国的武术家阶层就成了被称为“江湖”(river and lake)的独特社会领域的主宰。02“江湖”来自公元前3世纪的哲学家庄周的一个比喻:“(对于鱼来说)与其(在土坑里)用唾沫相互湿润,不如在江和湖中相互忘却。”03毫无疑问,这是对于自由的隐喻。我们必须明确,“江和湖”是缺
01 见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初刊于《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 (唐宋时代研究号),1922年5月,1~12页;再收于《内藤湖南全集》第8卷中之《东洋文化史研究》,1969,111~119页。
02 参见陈山《中国武侠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第四章。
03 《庄子·大宗师》。
乏海洋文明的中国文化中和坚实的陆地以及“故土”相对立的概念,它们构成中国的内河航运体系以及广义的交通运输体系。像鱼一样在江湖中生存者,必然首先是摆脱了对土地依附关系的自由人。
广义的江湖世界包括一切不臣服于帝国的政治秩序而自由流动的因素:商贾、歌伎、镖行、戏班、流民、乞丐、僧人、盗贼以及武术家们。对于这个复杂、微妙而又时时变动的社会关系领域,中华帝国的暴力机器无疑显得过于庞大和笨拙。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帝国军队不可能像现代国家那样对这个领域实行全面控制,甚至单纯的监视都力不从心。在江湖世界中流动的商贾和脚贩们不能像生活在现代社会一样,指望得到警察的保护,而窥伺政权的反叛者、危险宗教的信奉者以及危害人们日常生活的罪犯们却往往如鱼得水,得以在此躲避政府的通缉。
因此,在这个类似自然状态的环境中,被称为武功的格斗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谁有更高的武术造诣,谁就更能够慑服他人,谁就能在江湖世界的活动中获得更多的尊重和更大的利益。我们必须记住: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非锄强扶弱的骑士精神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基本原则。毫不奇怪,这个领域的特殊机制使得按照武术的高低和有无形成了自发的等级秩序。武术家阶层所组成的“武术森林”备受尊崇,成为江湖秩序中最主要的主导力量,而最强大的大师们总是在食物链的顶端作为最高的捕食者,他们有能力杀戮任何藐视他们权威的江湖公民。出于对武术大师的爱戴、畏惧和谄媚,许多本来并不畏惧政府军的武术师也拜倒在他们的脚下,甘愿服从他们的号令。这使得一个著名武术家能够通过特殊的权力组织形式─门派、帮会和异端宗教等─指挥远比他自身的超人力量强大百倍的势力。这些特殊形式中就蕴涵着足以和帝国抗争的潜能。当然,在帝国强盛的时代,武术界只能满足于对江湖的统治,而对皇帝的权威保持表面上的服从。但当风起云涌、帝国走向衰落之际,武术界就会趁机而动,利用江湖网络而控制土地本身,投身于夺取最高政权的军事冒险活动中。
在从12世纪末直到蒙元征服中国东部之前的大半个世纪之中,武术界中出现了被称为“华山剑术研讨会”的武术比赛,在名义上,这是高级武术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与现代的各种体育比赛不同,这种武术比赛并非人人可以参加,参与者仅限于公认的最优秀的武术家(据相关记载,在1259年的第三次剑术研讨会中,有一些不知名的武师试图参与,被与会者们粗暴地赶走)04。这种专横是有原因的。如果用现在的体育比赛模式去理解剑术研讨会,将是一个巨大的时代错误。例如,第三次剑术研讨会没有进行任何武术比试就确定了五大武术家的地位和称号。事实上,每一次研讨会都反映出武术界和江湖世界中最新的权力分配关系。在第一次剑术研讨会中,以“五绝”(Five Champions)为名号的武术大师名单实际上映射出武林中权力秩序的现实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江湖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Peace of Westphalia),05正是剑术研讨会的存在确定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武林秩序。
据《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The Condor-Shooting Heroes: A Biography)记载,第一次华山剑术研讨会在1195年举行。发动这次比赛的缘由是争夺一部被称为《九阴真经》(Canonica Vera Enneadae)的
04 见《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四十章。
05 【译者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德国“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标志着第一个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诞生。
武术典籍,作者据认为是著名的道家学者黄裳。其表面的理由是,《九阴真经》中包含能大幅度提高武术能力的秘密技术,因而几乎为每一个习武者所觊觎。
无可否认,参与论剑的武术家都在某种程度上醉心于《九阴真经》优美、深奥的武术理论,但实际上争夺这部典籍却有更为现实的原因。正如现代世界的军事技术一样,一部精湛的武术著作将会大大提高研读者的格斗能力,从而对现存的武林秩序构成威胁,为此,必须对这一危险倾向予以限制。争夺《九阴真经》的目的本质上可以视为武林现存秩序防止这一危险技术扩散的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卓有成效的。这一实质意义也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出:华山剑术研讨会的胜利者王喆就几乎没有读过该书,更没有练习其中的武术。武术大师郭靖后来对此有准确的评论:“他要得到经书,也不是为了要练其中的功夫,却是想救普天下的英雄豪杰,叫他们免得互相斫杀,大家不得好死。”06在此意义上,“五绝”们对《九阴真经》的争夺可以视为对武林秩序的确认和维护。
第一次华山剑术研讨会的主要成果在于缔造了第一个有秩序的武林体系。与会的五方面代表分别被冠以“东西南北中”的称号,这一点昭示了他们按照不同方位,瓜分江湖世界的势力范围:
“东方的异教徒”(The Eastern Heretic)黄药师,是东海的岛屿和中国东南地区的主宰;
“西方的毒蛇”(The Western Viper)欧阳锋则是西域地区以及河西走廊的霸主;
06 《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第十六章。
“南方的皇帝”(The Southern Emperor)段智兴是大理国的皇帝,他的家族自从10世纪以来就世代统治着今天的云南省地区,其势力范围亦扩张到了南宋境内的贵州、湖南;
“北方的乞丐”(The Northern Beggar)洪七则是北方“乞丐黑手党”07(Mafia of Beggars)的领袖,势力范围涵盖了中国北部地区以及部分南部
地区。
最后是第一届剑术研讨会的最终胜利者─“中央的先知”王喆,一个道教的改革派的创始人。王喆的根据地是陕西南部的终南山,他的教派全真教(All Truth Religion)主要在中国腹地活动。但作为至高无上的武术大师,王喆对于其他各个区域都有号召力和约束力,虽然有时只是形式上的。在华山剑术研讨会后,王喆曾率领他的代表团对大理国进行过一次访问,在访问期间他的副手周伯通奸污了段智兴的一位妾室。显然由于王喆的特权地位,大理国方面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掩盖这一丑闻。
这一武林体系的特殊性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辨认:构成这一体系的基础,乃是武术家的个人力量,而非如后来的武林体系那样,奠基于个别武术家所隶属的武术门派。诸如少林、武当、峨嵋争锋的门派政治,要到一个半世纪后才会出现。这一时代虽然已经有武术门派的出现和繁荣,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作为武术家个人的附庸,而非独立的政治运作单位。黄药师─这位天才武术大师因为信奉激进的社会原子主义而提出对儒家价值观的质疑而闻名─他的悲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07 “乞丐黑手党”是一个由社会底层人员组成的传统反政府组织,当满族人于12世纪上半叶控制中国北部后,则转变为民族主义的独立武装组织。有关这一组织在元代以前的活动状况,参见谭松林主编的《中国秘密社会》,第一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他在一次盛怒中打断了自己所有学生的腿并把他们赶走,从而自己扼杀了自己刚刚缔造的门派。同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在那些历史悠久的门派中。在那些地方,制度的约束总是大于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以明朝时期的雪山派为例,当掌门人白自在陷入癫狂而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禁锢并废黜了这位大师。08
在“五绝”中,唯一建立了正式门派组织的是王喆,这位道教中的马丁·路德建立了被称为“全真教”的道教派别。他的七个门徒也都是著名的武术家,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了全真派的威望不退。但是下几代的继承人们逐渐混淆了宗教派别和武术门派之间的区别,将主要兴趣转移到宗教方面,导致了这一门派的急剧衰落。09使得全真派能在长时间内持续保持其威望的,是王喆的学生和朋友周伯通,他是一个具有武术天才的先天愚痴,智力约相当于十岁的儿童。为了利用周伯通的天才,王喆设法令他皈依自己的宗教并保护自己的门徒,尽管他对此很不情愿。在第三次华山剑术研讨会中周伯通正式继承了王喆的位置,被称为“中央的调皮儿童”。然而显而易见,促使其当选的主要是他的智力鲁钝,成为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形式首领。这个半侮辱性的名号也显示出,人们并非真心尊崇这位大师。在周伯通死后,全真派也迅速衰落。
洪七是著名的“乞丐黑手党”的领袖,在中国北方,这一组织从12世纪中期起,就成为反抗来自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的侵略者统治的最大
08 见《骑士的旅行》(北京:三联书店,1994)。
09 参见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陈学霖和威廉.T.德巴里(de Bary)主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和宗教》(Yuan ˜ught: Chinese ˜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
地下抵抗组织。这一组织本身并非武术门派,但却吸收了很多优秀的武术家。虽然内部有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激烈斗争,但从12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的一百年中,这一组织始终是武术界的最大势力之一。
另外,段智兴虽然是大理国的君主,但是段氏皇族传统上仍然被视为中国武术界的一部分。在南宋时期,由于贸易的发达,云贵高原同中原汉地之间形成了统一市场,无疑更增进了这一趋势。10在蒙古军队占领大理后,段智兴的流亡政府不得不迁移到了南宋境内,和南宋的爱国者联合起来,继续从事希望渺茫的抵抗运动。因为其政权的沦亡,段智兴在南方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裘千仞,或“漂浮在水面上的钢铁手掌(Iron Palms Floating on Water)”依靠其帮会势力,大幅侵占了段智兴在中国南部的势力范围。不过裘千仞的新兴帮会遭到了段智兴和洪七的压制,最后他们联合起来,威逼裘千仞成为僧侣,屈服在段智兴的权
威下。
从1220年的第二次剑术研讨会开始,东西南北的地域划分已经明显与江湖世界的现状相脱节。在第二次剑术研讨会中夺冠的欧阳锋,当时已经成为间歇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再代表任何势力,此后长期在中国本土流浪。而段智兴也早已出家为僧侣,并未真正参与这次峰会。很明显,这一次剑术研讨会的意义,在于确认和巩固旧秩序的合理性,为此即使割裂称号与实际的关系也在所不惜。
此后,武术界的老人政治维持了近四十年。在1259年的第三次剑术研讨会中,由于洪七和欧阳锋的逝世,他们名义上的传人“北方的骑士”
10 参见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风间书房,1968),第三章“宋代全国市场的形成”。
(The Northern Knight)郭靖和“西方的狂人”(The Western Crank)杨过替代了他们的位置,但是已经和地域无关。事实上,此时西和北两个地区已经完全被蒙古帝国所占领,“五绝”的影响力日渐衰退,甚至全真教也开始紧张地向汗八里的蒙古朝廷靠拢。被称为“北方的骑士”的郭靖一直在防守中部地区的襄阳,而“西方的狂人”杨过很快退出了社会生活。更不用说,上文提到的周伯通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傀儡。“新五绝”的名号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对昔日光环的怀旧,并不能掩盖旧秩序日薄西山的惨淡状况。
随着13世纪70年代蒙古军队的南下,蒙古人对南宋的最后征服开始了。在守卫襄阳的战役中,南宋最优秀的武术大师郭靖很可能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制造的新型投石机打死11─这一悲惨的事件也预示了武术将在几百年后被火器压倒的不幸宿命。丐帮和大理流亡政府也各有许多武术家被杀。而在此之前很久,衰落的全真派已经被迫向蒙古朝廷效忠。在随后几年的军事行动中,武术界残余的抵抗力量跟随文天祥、张世杰等南宋抵抗派将领坚持战斗,直到1279年的崖山海战才被消灭,死者达十万人之多。12到此为止,中国武术界的各派势力基本被肃清,劫后逃生的少数武术家也隐匿不出。因此,在13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原武术界,出现了同一个半世纪之前相似的巨大权力真空。这本来对于新征服中国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是有利的局面,但是在帝国的新主人还没有学会如何控制这个全新领域之前,已经有其他的势力趁机崛起而试图掌握大权了。
11 马可·波罗曾经吹嘘过,他制造的大炮“杀死了一位著名的南蛮子将军”,但关于此人是否是郭靖还有争议。参见《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第二卷。
12 见《宋史》第四十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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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类型:小说    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