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我家居住在省城郊区的一个大杂院里,比邻而居的是一个街道小工厂,一共有十几个人,生产些铁皮水桶、水壶等民用金属制品。厂里的厂长是位年过半百的老汉,我们都叫他李大爷。
李大爷的家在农村,工人下了班,他就成了厂里的看门人。我们几个住在附近的十几岁孩子时常到李大爷的办公室玩耍,目的是去听他厂里的那个电子管收音机。那时人们的生活还很贫穷,别说如今家庭已普及的电脑、电视机,就是收音机也是十家九没有,文化娱乐场所更是少得可怜,逢年过节能看上一场电影就是极大的享受。我们魂绕梦牵的是收音机里时常能播放“电影录音剪辑”,我们围在收音机旁听得如醉如痴。李大爷的脾气特别好,他任由我们把收音机的频率调来调去,如没有我们中意的节目,他便给我们讲故事……我们这些孩子在他那儿乐不思蜀,时常被半夜找上门来的家长拎着耳朵“押解”回“府”。
文化大革命运动伊始,当权者都成了挨整的对象,李大爷也不例外。但他出身贫苦履历清白——解放前给地主打短工,解放后进城当了工人,因工作勤恳和技术高超当上了街道小厂的厂长,还是不脱产的“以工代干”。造反派实在给他上不了“纲”定不了“性”,就让他“靠边站”,“以工不代干”了。李大爷倒也落得轻松,仍同以前,白天上班,夜晚看门,仅是厂里的工作不用他安排了。
运动期间每当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一般都是在晚八点的电台新闻节目广播。那时上级要求做到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人们有组织地上街欢呼游行,并四处张贴大标语以示庆贺。有一次“最新最高指示”发表后,看厂门的李大爷受群众欢庆气氛的鼓舞,也在厂门外的墙上书写张贴了“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标语。虽然从“扫盲班毕业”的李大爷字写得不怎么样,但“革命精神”表现出来了,那天夜里他心里美滋滋地半宿没睡着觉。
第二天上午,街道召开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木牌的李大爷被押上了“审判台”。人们义愤填膺地痛斥他恶毒攻击毛主席,并以此类推他的种种“反革命”罪行……直到批判会结束,李大爷才明白惹祸上身的原因,是他把标语中的“欢”字写成了“吹”字——标语的意义全变了!
从那以后,李大爷成了“罪人”,被监督劳动改造清扫马路,并且时常挨大会批、小会斗,直到两年后一病不起,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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