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是文化大革命大串联的高潮时期,南来北往的列车上,挤满了奔赴各地的红卫兵。也有的人组成小队,打起背包徒步行进。在当时,徒步串联有一个很时髦的名称——“长征”。
我们十几名中学的学生也组成了一支“长征”队。在毛主席诞辰的那天,高举着印有“抗大战校长征队”(当时学校改名叫“抗大战校”)的红旗,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黄河,开始了徒步进京的行程。
十几个人的“长征”队伍里,各年级的学生都有。年龄不同,体质也不一样。第一天的路上还能像模像样地排队行进,到了第二天的下午,“长征”队伍成了辙乱旗靡的散勇,十几个人前后“排”了二里地长。到了一处接待站集合,等到人员到齐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领队的是一位初三的同学,他很不耐烦地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让大家自由结合,分成三个小队行进——他们几个体质健壮的同学不愿受我们的拖累了。
“长征”队伍里有我的一位同班同学,那年我俩都十四岁。因为我俩性情相近癖好相投,早就是很要好的朋友,很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另有两位体质瘦弱的同学与我们二人结合,四个人组成了第三“长征”小队——是新组建的三个“长征”小队中体质最弱的一个小队。
那时正值寒冬腊月天寒地冻,我们四个人迎着凛冽的寒风,每人拄着一根树枝一步步朝前迈着。每个人的脚在第二天的途中就已经磨出了水疱,每行走一步钻心地疼。现在回想当时“长征”的情景,恐怕比落难逃荒的灾民也强不了多少。当时的红卫兵串联坐火车免费,但我们十几个人出发前曾发出誓言:“要革命,就长征,忠不忠,看行动!”为了恪守这句誓言,我们四人艰难地步行了十四天才到了北京。
我在北京遇到了第一“长征”小队的同学,第一“长征”小队的同学告诉我,他们同我们分手后就偷偷地绕道去了火车站,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在火车上同第二“长征”小队相遇了!他们知道自己的“丑行”已没有秘密可言,就把第二“长征”小队的“丑行”也告诉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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