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当我在这样一个天气渐冷,天黑的越来越早的十一月中旬的夜晚进行已经酝酿了几个月有余却仍显草率仍旧力有不逮的专题书写的时候,它带给我的直观感受还是材料准备的不充分。除此之外,面对这样庞大、复杂、疑问丛生的历史事件,也再一次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与力不从心。这期间在工作、装修、相亲之余,不间断地看与此相关的东西,自己对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从一开始上学时候为了应付考试,单纯的记忆历史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到后期想通过书籍作为慧眼来拨开疑云见到历史的真相,再到前些时日听到王丹所说“没有什么完全真实的历史,历史都是有不同的表述,所以,我们应该研究的是哪个表述跟现实之间的关系,那才是历史研究的重点”。
凡此种种足以看出,历史并非有真相,或者说历史只有它一部分的真相,它的真相只是限于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所以,囿于非历史专业出身,自然没有经过这方面严谨的逻辑训练,却想干母鸡下蛋的事情,难度可想而知。可是既然大家普遍接受胡适说的历史本来就是任人涂抹的小姑娘这话,(这话究竟是不是出自胡口,有待考证),那么我也觉得自己是可以写一写的,因为就跟诗歌的创作不能等一样,过了这个村可能就没有那个店了,纵使一种观点是说诗歌是冷却下来的热情。
此外,既然白纸黑字,我当然希望自己所写都有真凭实据,而非信口胡诌,甚至可以动用翔实的资料像李敖在语妙天下节目里那样,不过由于精力有限,接触到的文本、影像、资料有限,自己写的也还只是小儿科般常识性的东西,这一点我倒不怕,怕的是将历史事件发生的部分细节弄错,带给大家不必要的误导。不过,鉴于订阅量端的不高,这担心也可稍减。但还是希望对于这个专题系列当中的历史人物及事件,如有谬误,恳请斧正。不过说实话,其实我只是想给自己梳理一下中国近代这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而已,没有稿费,甚至也对找对象毫无用处。
另外,我也知道自己是写不出什么不落俗套不落窠臼视角新颖的东西的,这样的要求委实是高看我也难为我。
在这一专题系列的文章里,我会从戊戌政变发生的前一周,即1898年9月14日,农历戊戌年七月二十九日,戊戌变法第96天,离戊戌政变还有7天开始写起,直到1898年9月28日,农历戊戌年八月十三日,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第八天,六君子血溅菜市口止。这中间,我也不敢排除会有其他夹杂进来。
背景介绍:
1898年是中国农历纪年的戊戌年,光绪皇帝在这一年的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在短短103天的时间内,发布了240多道指令,由此可见光绪皇帝推动维新变法的决心之强,力度之大,震动了整个世界。但是就是这样强烈的改革力度却在103天之后戛然而止。戊戌变法的结局诚如大家所熟识的那样,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普遍的说法是被囚,还有考证,一是说光绪皇帝破罐子破摔,撂了挑子。二是说光绪皇帝倍感愧疚,去了瀛台类似闭门思过),慈禧太后再次训政,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而这诡异的103天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诡异也最令后世人浮想联翩的一段时间。
在政变日凌晨,即1898年9月21日,慈溪太后面对满朝文武大臣,像轻轻地打了声招呼般,宣布自今日起,帝国大小事务重新由她掌管。随后,她又优哉游哉地回了颐和园,自此,慈禧太后再次训政,史称戊戌政变。关于她回宫的原因,很大部分是因为9月20日,光绪皇帝要接见伊藤博文,于是慈溪太后在9月19日晚,便吩咐侍从准备车马,第二天一早回宫。
一
1898年9月14日,农历戊戌年七月二十九日,戊戌变法第96天,离戊戌政变还有7天。
这一天的北京,空气中弥漫着躁动的气息。
这一天,在近代史上自诩为戊戌变法重要人物之一但却被康有为称其为出卖变法重要人物没有之一的清朝新建北洋五军的指挥官之一袁世凯启程乘坐火车前往北京面见光绪皇帝,而他接到圣旨的那天是9月11日。至于他此行的原因,盖因以康有为为核心的维新派要发动政变,所以向光绪皇帝推荐袁世凯,以图达到自己围颐和园,杀慈禧太后,武装替皇帝夺权的计划。而在袁世凯此行的火车上,还有另外一个不速之客,清朝的死对头——日本前任首相伊藤博文。据说,这是他下野后没有职务以个人名义在天津游历,他的下一站是北京,不过,没人真正相信他的来意。于是,维新派信心大增,要求光绪皇帝重用伊藤博文,甚至让伊藤博文作为中国维新改革的总顾问。
同样是在这一天,光绪皇帝去园子(颐和园)里找慈禧太后,请示准备开设懋勤殿,聘请外国顾问官(伊藤博文)的相关事宜,此举不仅没有得到慈溪太后的首肯,而且还遭到了慈溪的严词拒绝,两个人甚至还争吵了起来。于是,光绪皇帝闷闷不乐地回了皇宫。所谓懋勤殿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绕开军机处,重用小臣做重要事情的机构。
还是在这一天,此次维新变法的绝对旗手康有为也陷入异常焦虑之中。变法96天,几百道政策发布下去,非但没有效果,反而遭到了守旧派更加强烈的反对,召袁世凯进京,是他的计划,同时,在他的心中有一个更加惊世骇俗的计划慢慢地开始破土、生根、发芽、长大。这是一场豪赌,他把赌注全部压在了袁世凯身上。不过南开大学的已故教授来新夏解读说,“康有为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觉得上头有光绪的支持,这个事情从上到下的改良可能会成功,如果再有袁世凯能在直隶支持他们,希望更大。”民间学者袁腾飞也说,康有为觉得袁世凯是自己组织里的人。结果显而易见,康有为并不清楚袁世凯实际上是一个世受国恩的温和改良者。
可是,康有为何故对袁世凯如此信任呢?康又为何自以为是想当然地认为袁世凯会加入自己这一阵营共襄盛举呢?这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了。
实际上,康有为对于袁世凯的信任并非没有无缘无故。他们两个相识二十一年,共为好友三年,对西方宪政的认识,也均有相近之处。三年之前的1895年,那时,袁世凯闲居北京,康有为领导了公车上书,还成立了强学会,每天在松筠庵开会,募集资费的时候,袁世凯还为康有为的强学会捐过500两银子,他们有过短暂而美好的交往。因为钦慕康有为的胆力才华,谏言大清,袁世凯还称呼康有为大哥,甚至还袒露心声“吾与公,兄弟交也”。也许正是这些微妙的交往让康有为自以为与袁世凯志趣相投志同道合,于是他在1898年的9月11日,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的时候,光绪皇帝也很快答应了。事后证明,这是康有为犯下的一个巨大的错误。
因为正如北京大学的副教授李扬帆说的那样,袁世凯是一个维新派,但是是一个缓和的改良者。反观康有为虽然考了进士,以南海康圣人自居,授官却仅仅是属于闲衙冷槽的六品工部主事,但却异常的激进,他甚至为了急于在改革中展现自己,有过“杀几个一二品的红顶子,改革就成功了”的激烈言论。
不管怎样,袁世凯还是从天津出发了。
未完待续
2018年11月16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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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