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我分配到那个公社农具厂工作的当年冬天,认识了一个叫长生的孩子。他当时十三四岁,经常领着五六岁的弟弟到我们打铁的车间来——目的是图比在家里暖和。
师傅给我说,长生的生母六年前就去世了,他弟弟是继母的孩子,农具厂附近像长生这么大的孩子都辍学挣工分了,唯有长生还在上学——他摊了个深明大义的继母!师傅给我说:“农忙时,他父母下地干活就把小弟弟一个人锁在家里,他父亲多次提出也让他辍学务农,腾出妻子在家料理家务,都被妻子拒绝了……”我仔细端详怯怯地坐在墙角看着我们打铁的兄弟俩,见长生衣着厚实整洁,弟弟却衣衫褴褛,从穿戴上看得出他继母待他不薄。
三年后我厂迁了新址,离长生家远了,就再没见过他兄弟俩,把长生也就渐渐地淡忘了。我工作的第八年调到了县造纸厂工作,又过了五年的一天,我厂分配来几名大学生,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小伙子问我:“郭叔(他仅比我小三、四岁)!您还记得我吗?”——我茫然。他对我说:“我是长生啊!您忘了?当年您打铁时我常去您们车间烤火……”我仔细端详这位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在他的面孔上隐隐约约还能看出当年长生的影子。我想起了他那特殊的家庭,便问他:“你父母都好吗?”他期期艾艾:“谢谢您挂念着……我父亲还好,母亲、病故了!”
长生工作后告诉我,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国家恢复了高考,他有幸考上了大学。但困窘的家庭实在拿不出钱再供他读书,他父亲也劝他放弃,是继母跑遍了娘家的亲戚乞哀告怜地借来了钱……长生哽咽着给我说:“为了我能完成学业,体弱多病的继母节衣缩食,还让弟弟空闲时编苇席卖钱资助我……我本想工作后对父母多尽孝道让他们安享晚年,善良的继母却因为患了癌症没能等到这一天……”
长生的宿舍里,挂着一张放大了的相片,是一个十几岁姑娘的半身照——那是他继母一生中照的唯一一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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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