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方城市不比南方城市,三线城市不比一线城市。生活在北方一个三线城市,人们的夜生活相较而言没有那么丰富,也没有那么通宵达旦彻夜不归,从末班的公交车时刻表上可见一斑。
是末伏的最后一天,加之刚下过雨,天气没有了以往不容置疑般的酷热,反而显得有商有量温文尔雅。晚上七点半的空气令人神怡气舒,晚饭后出来散步的人们沿着人行道,三三两两地疾步走着。路边的压腿老者为老不尊地将腿搭在紫叶李的枝桠上,倾斜的身子整个人倒挂在树上,令人匪夷所思。我就是在这样的晚上,等待载我回家的末班车。
二
由于是最后一班,站牌下只有我的影子,所以这个时间刚好可以回想今天下午在街上遇到的那个叫卖着五块钱一本的书贩,那个一脸不屑地翘着二郎腿做文身生意的女孩,那个推着三轮车卖秋梨的老人,她嗓音虚弱,身体孱弱,却难逃被城管驱赶。还有那个低着头削铅笔给路人画素描的画家,他长长的头发,黑黑的胡茬,黑色眼镜框后是深陷进去的眼球。我站在旁边看他的时候,他一直坐在马扎上低着头削铅笔,旁边就是他以往的素描作品,有情侣,有帅气的男孩子,有靓丽的女孩子。身前的铅笔屑、铅墨散落一地,每削断一次笔芯,他就恶狠狠的咒骂一句,至于骂的什么并不知道,只是每咒骂一句,他削铅笔的速率就增加一倍。而当我转身离开,又听到了那句咒骂。于是更加理解白居易那句“同是天涯沦落人”里的“沦落人”三个字来。
三
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像凛冬时节抱团取暖的麻雀,集中在后车厢。上车后下意识数了一下人数,加上驾驶员跟她右后方的小男孩,共七个人。刚坐定,车内的灯忽闪了两下就灭了。
七点半的公车,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地静静地在吹,也吹动了在女驾驶员右后方的座位上睡着的小男孩胸前的红领巾。黑暗中,我看着象征国旗一角的红领巾在秋风的吹动下上下翻飞起舞,听到他脖子上挂的钥匙在叮当作响。小男孩却睡的很熟。
四
漆黑的车厢在颠簸的公路上运行,除了听得到安静的夜晚蟋蟀的婉转外,身边飞驰而过的汽车,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声也清晰可辨。一阵剧烈的颠簸后,公交车将小男孩摇醒,他将矮下去、歪躺在注塑座椅上的身子正了正,左手扣着肚子对女驾驶员说:“妈妈,我要饿死了。”
驾驶员妈妈回头沉默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没说话,在黑暗中又转过头去认真开车。
五
至于为何孩子放学后没能按时回家做功课,这个时间还要跟着妈妈一起送完最后一班乘客,稍微有点常识的人推敲一下,就能明白。而至于更深层的原因,大家众所周知,牵涉某些宏大的你我都无法改变只能被动接受的问题,不说也罢。不过,就跟易中天说的那样,去年那个重要的会议前夕,几乎人人都在谈论会是哪七个人或者哪九个人能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带领中国向何处去的动力。可是,只有他不谈,他说,你谈又没用,你不满意又不能把通过投票他们给换了。那么,还要去关心的意义是什么?言谈间多少流露出一点无可奈何无能为力。再者言,换了谁,都一样,制度的模具会将你塑造的它想要的形状。
六
最后一班公交,并不是每一站都有乘客下车,车子在拐过一个弯后,下了一个人。女驾驶员在乘客下车后,借着车厢内的灯光,从后视镜看了眼后面乘客的数量,沉默地看了眼又睡过去的孩子,复又回过头去。
末班车上剩余乘客下车的早晚决定了小男孩吃晚饭的时间。这一幕在让人心疼的同时,也会想起小时候父亲不到家是不能开饭的。他那时候在外面开拖拉机帮村里的人割麦子,往往晚上都是八点半或者九点才回来。回来后,额头、眼角、小腿、后背满是麦糠,我跟姐姐早已将铁筛子放在灯泡下准备好,这是用来盛放父亲短袖右口袋里塞满的纸币的用具。当父亲将鼓鼓囊囊的口袋里的纸币掏出来,口袋回归干瘪之时,铁筛子里褶皱的纸币几乎松松散散地满了一半。
七
我下车的那一站,一个男人跟着我一同下了车,下车后我暗暗在想,如果车上剩下的那两个人能够早一些并且能一起下车的话,公交车就能不再停靠而一路奔向终点,那么这个戴着红领巾的孩子就能早一点回到家,早一点填饱饿扁的肚子,虽然现在已经接近二十点。
本文链接:http://www.qwlworld.com/article/2018/630.html
文章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