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98年9月15日,农历戊戌年七月三十日,这是戊戌变法第九十七天,离戊戌政变还有六天。这个季节的北京城一早一晚已经开始有了些微凉意,袁世凯在到达北京后,寓居法华寺。1859年出生的他还是第一次见皇上呢,对于明天的召见,期待、激动溢于言表,但激动兴奋之后却又是短暂的怅然若失。因为这一段时间,京城里谣言四起,提及最多的是荣禄跟慈溪太后要在天津发动政变,以及康、梁他们要在京城有各种异动的谣传都充斥着京城的街头巷尾,人们也在街谈巷议。袁世凯可能或多或少也听到了某种谣传,对京城的局势有他自己的某种判断,凭借他跟袁保庆多年的历练,他很快嗅到北京城的空气中有一股不寻常的味道在飘散,就像树上一直在强聒不舍的乌鸦。
二
与袁世凯的轻松适意相比,皇宫里的光绪则是坐立不安、焦虑万分,关于开设懋勤殿的事情,昨天他在慈禧那里挨了骂。回到皇宫后,他将一份密诏交给了军机章京杨锐,希望杨锐与谭嗣同等人一起商量对策。他本来希望能缓解事态让改革继续进行,但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份密诏后来被康有为精心伪造,直接导致戊戌政变的发生。
三
有关诏书的版本,有两个,一个是说这密诏是写给军机章京们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诏书写给康有为本人的。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密诏的原始文件,自戊戌政变之后就一直踪迹渺然,直到十年之后才由杨锐之子杨庆昶在光绪与慈禧去世后的1908年交给督察院,赵炳麟也曾自己写的书的密诏文字后加注:“此诏后至宣统元年,由杨锐之子(杨庆昶)呈都察院。是时炳麟掌京畿,主持代奏,并连疏请宣付实录。”密诏原文从此真相大白。但是关于诏书内容的版本,却有两个,在茅海建先生的巨著《戊戌变法研究》里,所引光绪给杨锐密诏的文本,是他所说的“最好的版本是赵炳麟在《光绪大事汇鉴》所录”,在杨天石所写的《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以及近代史研究员马勇在《维新》里所记录的密诏正本与此几乎一致,全文如下: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鉴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利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不报,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侯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四
而在黄尚毅(和杨庆昶一起到京陈情的杨锐门人)所撰《杨叔峤先生事略》中却有不一致的“密诏”。另外,杨歗谷在1963年所撰《记清光绪给杨锐的密诏及杨庆昶陈情》中也有与黄尚毅相似记载。据杨歗谷说,他早岁在京师时通过傅增湘从杨锐后人杨庆昶处抄录了光绪密诏。而傅增湘则是在杨庆昶至京师陈情,“诏书未缴,呈文未上时”,专程到杨的寓所抄录的。黄尚毅“事略”所录和杨歗谷转抄的“密诏”文本基本一致,全文如下:
近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进用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虽由朕随时几谏,而慈意甚坚。即如七月二十八日(“事略”作“廿六日”,当为手民之误)之事,圣母谓已太过。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能及,若必强而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进此英勇通达之人,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封奏以闻,候朕审择施行,不胜焦虑之至!钦此。
五
比照两个版本的密诏内容,除了对慈禧太后的称呼有语气上“圣母”与“皇太后”的差异外,最大的差别是“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这是指“罢免礼部六堂官”事件。而“七月二十八日(“事略”作“廿六日”,当为手民之误)之事,圣母谓已太过”,这是指“开懋勤殿”一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
总之,通过以上两个版本的密诏内容,我们大约可以推断,慈禧太后警告光绪,如果再继续一意孤行地进行如此激烈的行动,再依赖康梁、甚至准备聘用伊藤博文作改革顾问不顾一切进行改革,再按照这个趋势继续进行下去的话,那么他的皇位就不保。
六
而社会上一直流传的密诏,是康有为的伪诏,康有为的伪诏是这样说的,“......朕屡次极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可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此时的康南海近乎失控,开始变的歇斯底里、不可理喻,为了达其目的准备不择手段。关于他篡改密诏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可能有其对局势的某种判断,也有自己不得已的难处与苦楚。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密诏是真的,那么就是奉旨讨逆,如果是假的,那么就是谋反,就有杀头之罪。对此,他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然而,无论我们如何给他辩护,无论他自己在后来的文章中如何替自己辩解,事实却是不可伪造的。作为变法的领军人物,居然准备开始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发动暴动,他的身份开始错位,最终将变法葬送,进而连累了光绪皇帝,这也应了李天纲教授所说“热情有余而才干不足”。
七
退一步说,倘若这份密诏是真的,倘若杨锐真的能把密诏给谭嗣同,如果谭拿着密诏原件去找袁世凯,如果,袁世凯看到了原始文件,那么后来的一系列历史将可能会被改写,甚而至于能影响到后来的我们。不过,历史从来没有如果,历史也从来就是这样弥彰丛生,“真实的历史曾经存在过,但是随着时间消失了,而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文学科没有再现性,所以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才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有历史的真实。但所谓的历史学,就是通过史料中去复原过去人类的活动,从各种史料的研究与对比中,不断地接近真实。”
现在离戊戌政变没有几天了,康有为把诏书也篡改了,他等待的袁世凯也来到了北京,后面事情的发展会是怎样呢?会按照他自己的预想进行下去吗?
写在后面:
诸位关注我公号,看我自说自话的你们,在农历戊戌年将要过去的时候,我的这一组文字却还没完成。不过没关系,己亥年我将接续下去。有些作家在今天写下明天会被我们看到的文章,这中间相隔的时间可能是三个月、六个月乃至一年甚至更久远——不过,最终文字会走过怎样的万水千山,历经千辛万苦,经过印刷机辊轮的碾压来到你我面前,像是旧相识,轻轻地寒暄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而有的文字则永远渺无音讯,像说了再见就真的再也见不到的老同学——就像在2019年1月26日看到阿花于2018年8月21日在能看到温榆河上闪动着被风打碎的金色幻影的夏末为新书写下的序言。阿花?她是谁不重要,当然。也不会因为你知道她是谁而对工作、生活、情感有任何帮助,当然。纵然我想愿她笔下的那种“我们二十四小时加二十四小时在一起,大部分时候各自对这电脑或书,睡前讨论那些完全无用的事情,文学,历史,法学,思想。”也不会对我工作、生活、情感有任何帮助,当然。纵然热望王小波《绿毛水怪》中写的“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也不会抵挡住时间的流逝、凸起的肚腩。
此外,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等我再回头检视这一组文章时,可能会悔其现作。现在离除夕没有几天时间了,我们在感叹今年比去年时间过的快的时候,殊不知明年将会以比今年的时间过的更快的速度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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