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如果人们需要做事情,哪怕是走路,都需要照明,于是有了照明灯,照明灯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文明史同步,它时刻伴随着人们的生活。照明灯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尽管其材质、样式层出不穷千变万化,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油灯,一种是电灯。
说来真的非常有意思,有数千年历史的油灯,在我出生的年代,虽然在大城市电灯已经普及,但在我的家乡农村仍然用着。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开始上学,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油灯下完成作业的。
小时候,家里唯一的一盏照明灯,我们称它为灯盏。灯盏的构造非常简洁,一个四脚竹架子,最上方放置一个浅浅的生铁碗,碗里盛一些油,豆油、菜籽油、棉籽油均可。由于是食用油,会引起小老鼠爬上去偷油吃,所以那时流行一首儿歌:小老鼠,上登台,偷油吃,下不来······。油碗里浸入一、二根灯草(一种植物的茎)或者一根粗一点的棉线,点火的一头露在碗边的外头,擦一根火柴(那时称为洋火)点燃它,火苗如豆。这种灯需要不时地去调理它,时间长了,灯头会出现灯花(灰烬),影响亮度,需要除掉它,最常用的方法是用剪子剪掉,称为剪灯花,灯花没了灯头也相应的短了,又需要用一根细棒将灯草往上移一点,谓之“挑灯”,以保持一定的亮度。家里就这么一盏灯,做饭的时候就放在灶头上,吃饭的时候就移到餐桌上,在移动的过程中,一手提着灯盏的把,另一只手必须用手掌护住火苗,小心翼翼的走,因为走快了很可能被走动形成的气流熄灭。不用的时候,用嘴一吹就灭了,记得小时候,每到吹灯的时候,我会说“我来我来”而抢着吹,故意离得远远的,鼓起腮帮子使劲吹。
到我上学的时候,灯盏被另一种油灯代替,因为乡间供销社开始供应煤油,对于老百姓来讲,灯盏用的油可以炒菜吃,所以灯盏很快被淘汰了。我家使用的第一只煤油灯是玻璃瓶的,当然也是买的,我注意到,在玻璃瓶的瓶颈处缠了一圈铁丝当抓手,在玻璃瓶的铁盖上面安装了一个垂直的铁皮管子,管子里面穿了一根棉线作为灯芯,长长的尾巴盘旋在瓶子的下方。但是它点燃的时候,火苗上方会有浓浓的黑烟。所以不久也淘汰了,换了一种带玻璃罩的美孚灯(亦称洋油灯),这种美孚灯比简易的油灯亮了许多而且防风,但是其玻璃罩因为油烟需要经常擦拭干净。一次不擦,亮度就差好多。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段“借光”学习的故事。快高中三年级了,学习越来越紧张,夜间学习时间也在不断地延长,而且那时煤油紧张,需凭票供应,我家的煤油计划总是不够用的,每到煤油快用光的时候我就犯愁。当时,父亲在生产队里做记工员,每天晚上抱着账簿去队长家里参加评工分会议,父亲负责记帐,几乎天天如此。后来,我灵机一动给父亲说:“你与队长商量商量,能不能将评工记分的会议放到我家来开,你们评工,我借借光,在一旁做作业,而且我保证每天将灯罩擦的亮亮的。”父亲说:“他们吵吵闹闹的,你能学得下去啊?”我说:“没关系”。父亲觉得可行,就与队长商量,队长同意将评工记分的会议移到我家来开。说实在的,社员们评工时为了一分、半分工争的面红耳赤的,一开始确实让我难以静下心来,后来才慢慢地习惯了。等会议结束以后,他们都走了,我还可以继续学习下去,这时从借光就变为沾光了。“借光”一直延续到我参加高考,这段时间,对我来讲非常宝贵,至今难忘。
1963年夏天,我去上海上大学,离开家乡告别油灯到了大城市,大城市早已经是电灯的世界,我坐在日光灯下晚自习做作业,那种感觉就是天壤之别。而我的家乡农村直到20世纪70 年代初才通上电,家里来信说,通电的那一刻,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聚在家里,盯着电灯泡,等待着那一刻。电灯一刹那亮了的那一刻,全家人都欢呼跳跃起来。到了80年代,我家盖了二层小楼,照明灯全部换成日光灯管,如今建了欧式小别墅,照明灯又升级为节能灯、智能灯。灯具的种类样式也争奇斗艳,什么壁灯,顶灯,镜前灯,落地灯,大台灯,小台灯等等,有些已经不仅仅是为了照明而是为了装饰美观,全部打开可谓灯火辉煌。这些变化恐怕70年前连做梦也想不到。
从油灯到电灯,这是广大农村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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