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升
前 言
巍巍泰山之阳,浩浩泮河之滨,泰城建成区的西南角,有个风景秀丽人杰地灵的村庄,它就是莘县第一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吕世隆烈士的家乡李家庄。
吕世隆,山东泰安城西李家庄(今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道李家庄社区)人,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先锋,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大学毕业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任范筑先将军司令部政训处少校干事,12月底,被范筑先委任为莘县县长,是莘县第一位由共产党员担任的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对莘县的抗日政权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起到奠基者的作用。
聊城失陷后第三天,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军相策应,于1938年11月17日制造了“莘县事变”,吕世隆在县政府院内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
第一章 为追求真理而读书
吕世隆,字道宏,1909年9月3日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城西李家庄一个开明地主家庭中。吕世隆的爷爷吕凤岐很有经营头脑,买卖做的很活,在李家庄数得上首富,土地不多,但在泰安城内和李家庄村有很多商铺,有酒坊、油坊、粮店、酱园、钱庄,还有实业,泰安第一家电灯厂就是吕家的。当时,泰安城里最繁华的商业街财源街和岱庙附近的大关街及李家庄村内有吕家的作坊、铺面很多处。
吕世隆的父亲吕荚生排行老大,有六个弟弟。吕荚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吕世基、次子吕世昌,吕世隆排行老三。吕世隆的叔伯弟兄有十多人,当时每人每天生活费一个银元,从任意一个铺面都可以领取。
吕世隆幼年丧母,7岁丧父,在家境日趋贫困的情况下,年迈的祖母把吕氏兄弟抚养成人,但是上学的费用还是拿得起。吕世隆性格内向,忠厚刚直,聪颖好学。祖母抱着望孙成龙、重振家业的虔诚心愿,把他送进学堂。
吕世隆先在本村读了几年私塾。1924年考入泰安城西关上河桥泰安县立高等小学读书,1926年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泰安山东省立第三中学。
此时,反动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当时的黑暗统治,激起了受“五四”以来爱国思潮影响的进步学生的反抗斗争。1928年4月,新军阀国民党军队进抵山东,推翻了军阀张宗昌。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军制造“济南惨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不能进入济南,暂时设在泰安,使这座古城成为山东的政治、文化中心,扩大了地方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舆论的境域。这时,吕世隆正在读初中三年级。他积极参加学生组织的反日爱国运动,关心时事政治,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报刊和社会科学的书籍,他不仅为那针砭时弊、鞭挞暴政的文章所深深吸引,更为那些为真理和正义奔走呼号、英勇献身的壮士激奋不己。一种痛恨黑暗统治,投身于救国救民事业的理想在他的心中萌发。
吕世隆在读初中三年级时,祖母看他已长大成人,而且在所有孙子当中是最聪明好学的,就为他准备婚事,然后让他掌管家业,料理地产和铺面生意,但被他一口回绝了。祖母只好又送信给吕世隆说有急事,要他回家一趟,然后硬是把他锁在新房里,与邻村大家闺秀叶梅东结了婚。但吕世隆无心呆在家里,几天后又重返学校,加入了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行列。
1929年,济南惨案解决,山东省政府迁往济南,吕世隆初中毕业。秋天,考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
据他少年时代的同学王拓在《纪念吕世隆》一文中回忆:远在十年前,我们就认识了。那时我们共同考进一所新创立的高中,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这样,一个不高的身材,黝黑的脸,两条浓眉和一个淡青色多髭的下巴,如果只从外表上打量,这家伙一定粗暴,不接近人,但恰恰相反,是一个非常诚朴、诚恳、热情的人,特别对人热情是他的显著特点之一。
王拓写到:我们就是这样由认识而朋友,由朋友而建立起一种不渝的感情。他时时在教导我,纠正着我从教会中学带来的那一套思想观念,一开始也就是以老大哥的身份向我说服。自然我们认识上都没有能力来辨别真伪,确定自己的路线。但却以不同的姿态开始了摸索,他从社会科学书籍入手,开始建立理论的基础,我这时正在热恋着文学,经过一年的时间我便感到他在认识上远远超过了我,以后我们又同进一个大学,因为生活上更多的磨难,使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更加密切了。
在济南读高中时,他十分关心时事政治学习。那时进步书刊遭到禁售,市面上充斥着国民党改组派伪装进步的书籍,对学生进行了欺骗性影响。这个学校的校长张默生是个倾向民主自由的人,他聘请了革命作家胡也频和进步教师楚图南来校任教,为学生传播新思想,使吕世隆深受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年轻的吕世隆,决心走向社会,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斗争。当时,全国的大中学生掀起了反日爱国的高潮,纷纷到南京请愿,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要求蒋介石出兵东北收复失地。济南的大中学生也举行了罢课、示威、游行,并到南京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请愿。吕世隆积极参加济南学生到南京的“反日爱国请愿运动”。
这次请愿运动虽然没有达到使蒋介石政府真正抗日的目的,但使吕世隆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日爱国教育,也让他看到了蒋介石媚日、卖国的真正面目。
1932年夏天,吕世隆在济南高中毕业,经过近一年的补习功课,于1933年秋天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次年改为政治经济系)。在中国大学政治系,聚集着一大批进步的教授、学者。经济学家李达、历史学家吕振羽、社会学家黄松龄等人,被进步学生誉为“红色教授”,他们分别开设了经济学、古代社会史、土地问题等课程,刘侃元先生讲授政治学。这些进步教师的言传身教,对他思想境界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使他突破了空洞的政治经济理论的圈子,大大拓宽了政治视野,更加坚定了他追求真理、走向革命道路的决心。后来,他当上莘县县长后,在办公桌上曾书写“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的座右铭,进一步印证了他为追求真理而读书的远大理想。
第二章 从学生爱国运动先锋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吕世隆正在中国大学读三年级,他毅然投入了学生爱国运动。这时,领导运动的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是由北平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女一中、镜湖中学等大、中学的学生自治会所联合发起,中国大学是以“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名义参加的,吕世隆同志是中国大学内“社联”成员之一,当中大的的爱国学生们决定参加十二月九日到外交部街“冀察政务委员会”举行示威游行前,曾有一位山东籍的同学王大彤到吕世隆的宿舍秘密串联,使他积极投入了爱国运动。12月8日晚上,中国大学运动代表董毓华召集吕世隆、王大彤、孔震萍、甘泉礼等,研究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吕世隆欣然接受了保存转运宣传品、并给游行队伍散发的任务,他曾托王拓把一大包传单从宿舍运到西单商场,然后由他运到参加游行的单位去。
12月9日,吕世隆在游行的队伍中,象一个无畏的斗士,不仅安全顺利地完成了分发宣传品的任务,而且勇敢地迎着警察的大刀、水龙冲上去,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唤起民众的觉醒。他的校友王拓曾回忆说:“‘一二·九’是他以实际行动战斗的开始!那个纪念日的早晨,当我把一些宣传品带到校门之外,他便以先锋殉道者的精神冲入人丛中去了。呐喊、宣传,唤醒那些受难的同胞,想掀起一个划时代的巨浪。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学生运动很快风靡全国。他无疑是这个具有历史意义运动的先锋战士的一员”。
“一二·九”学生反帝爱国运动,是吕世隆以实际行动投入革命运动的开始,也是他在革命道路上更加成熟的标志。到12月16日第二次游行示威前,他所住的中大学生宿舍,已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重要联络点之一。他巧妙地躲过白色恐怖下的明查暗访,勇敢地传递革命信函和文件。
1936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500多人,组织了南下宣传队,由北平出发到固安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进一步把学生运动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吕世隆以高昂的革命斗志参加了这次南下宣传活动。他与同学们风餐露宿,备尝艰辛,把抗日的种子撒在冀中平原,推动了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2月,为了扑灭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蒋介石反动政府颁布了一个所谓《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并指使军警特务逮捕各地爱国青年。宋哲元的冀察当局按照这个反动命令,对北平爱国青年进行大逮捕。2月29日,中大学生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学生领袖董毓华作报告,总结学生运动经验,这时大批军警在特务引领下,冲进会场,将吕世隆、鲁方明(余修)、孔镇萍、张新民等学生和刘侃元等教授20余人当场逮捕,关押在天安门前的公安局。后来校方迫于广大进步学生的压力,不得不将他们保释出来。
3月,为了把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推向深入,北平学生建立起青年抗日救亡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吕世隆毅然参加,担任了中国大学“民先支队”训练部长和西城区“民先纵队”训练部长。
夏未秋初,借支援绥远抗战之机,中大开展了建立学生救国会的活动,当时学校当局禁止召开学生大会,选举学生会执委的工作由各系分班进行。校党支部拟好侯选人名单,动员同学投这些人的票,经过选举,吕世隆和史立德、高元贵、夏英喆、刘子荣、管大同等人高票当选,成为15名执委之一,标志着他从思想和行动上已具备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当时上级党组织对学生运动先进分子有个特殊规定,共青团员和民先队员骨干可直接转为共产党员,不论出身,坚持自愿,只需一名入党介绍人,而且没有预备期。
因此,在白色恐怖下,吕世隆不顾个人安危,积极主动地向党组织靠拢,接受党的教育指导,于1937年上半年中大毕业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学生运动先峰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当时中国大学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是中国大学学生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任仲夷,抗战爆发后来到聊城,任政治干校教官,改革开放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第三章 范筑先将军的好助手
吕世隆中大毕业时,“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北平沦陷,中国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8月间,他和平津一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下,由天津登船跨海到山东,从烟台辗转来到济南。
9月初,他们在济南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收容北平、天津流亡到山东的大中学生和部分留日学生,从事宣传抗日救亡和动员群众的工作。当时,吕世隆担任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东队的秘书。他以充沛的精力,高昂的热情,夜以继日的工作。
吕世隆积极组织学生们到济南火车站接待抗战负伤的将士,并到医院慰问伤员,还在街头和公共场所演出街头剧,教群众唱抗日救亡歌曲等。他与北平艺青学生郝龙(飏之)为首的“平津流亡学生移动剧团”的张瑞芳、刘定一等人,在“民先”山东省队部的领导下,在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剧场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打鬼子去》、《烙痕》等抗日话剧,给济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月底,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设立了政训处,成立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虽是以韩复榘的名义开办的,但教育权实际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班主任是主张联共抗日的国民党进步人士、第三集团军政训处处长余心清,教育长是随流亡学生来济南的北平大学进步教授黄松龄,其助手又是左派文化人士齐燕铭、陈北鸥等。在训练班里,进步教师许德瑗、张友渔、张郁光、于毅夫、邢西屏(徐冰)等都担任了教官。
为了拓展山东的抗日工作,吕世隆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平津流亡同学会”负责人陆平、刘星、高元贵等,积极动员了平津流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500余人,先后考入这个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吕世隆也以他勤奋学习的态度和较高的组织才能,很快成为训练班学员中有影响的人物。
10月,日军侵占德州,山东形势危急。为了便于发动全面抗战,已升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聊城县长的范筑先被韩复榘加委为“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官”,并相继成立了政训处。吕世隆和训练班的冯基民、邵子言、于会川、张舒礼、刘子荣、解彭年、徐茂里、高元贵、管大同等12名共产党员受中共山东省委委托,被范筑先聘请到聊城政训处工作,任少校干事。
范筑先,1882年12月30日出生在山东省馆陶县南彦寺村(今属河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五岁推独轮车运粮,曾多次往返于冠县、莘县、朝城一带。1904年清政府编练新军,到鲁西北征兵,他应征入伍,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陆军第四师连营团旅长等职,后任西北军冯玉祥部下张维玺第十三军少将参议,并先后担任沂水、临沂县长,1936年升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聊城县长。
吕世隆等人刚到聊城才几天,尚未开展工作,张维翰带着第三批政训服务员刚到聊城,范筑先将军就收到韩复渠叫他向南撤退的命令,准备南撤。张维翰提出留守聊城,有四十二名青年坚决要求留下来。范筑先于是任命张维翰代理聊城县长,然后率领第六区专属人员和保安队撤至齐河官庄渡口,接受了张维翰等人的劝告,基于民族大义和守土有责的责任感,决心留在黄河以北,坚持游击战争,拒绝了韩复渠的命令,回到聊城。
11月,日寇占领临清、高唐、大名等地,威胁聊城。不久,韩复渠再次命令范筑先南撤,此时,范筑先刚收复高唐、夏津县城,回师聊城路上,张维翰、姚第鸿等人受张霖之指示,于11月18日出城作范将军说服工作,在博平西关小店见到范筑先,经过争取,范将军再次拒绝了韩复渠的命令,拟好向全国通电的电文,19日中午回到聊城后,当晚召开军政干部会议,通过了电文,于20日向全国发出“裂眦北视、决不南渡”的皓电。从此,他就与共产党人合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重新建立抗日政权,进一步创造了闻名全国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11月,吕世隆被范筑先派任茌平县政训处办事处干事。他同刘培桐、刘泮溪、张炳元等十几名服务员,在茌平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政训处设总务、组织、宣传三个组。当时县政府为一顽固分子把持,极力阻挠抗战,吕世隆就与他顽强斗争,他理论水平较高,顽固县长最终理屈词穷,不得不让步。他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一个月就把茌平的抗战工作作出显著成绩,深得范筑先将军赏识。
第四章 莘县抗日模范县长
1937年底,日军相继占领了临清、大名等地,直接威胁着莘县。国民党莘县县长王嘉猷早于10月闻风而逃,致使莘县两个月无政权,大批敌人又由莘县过境,地方土匪蜂起,司令如毛,兵荒马乱,民不聊生。11月下旬,冠县籍土匪头子韩春和率土匪七百余人占领莘县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韩春和走后,劣绅魏雪桥带领地主武装五百余人进入莘县城,继续向人民敲诈勒索,搜刮民财,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面对内忧外患的危局,为了扭转莘县抗日局面,范筑先将军委派吕世隆出任莘县抗日政府县长。
1937年12月29日,吕世隆临危受命,与同时调政训处莘县办事处的张炳元、苏群、裴光华、郭鲁、訾修林、陈瑶甫等人先后来到莘县。到任后,他们首先派苏群骑马去冯海村通知莘县特别区委书记冯子华立即到县城政训处。然后由吕世隆、政训干事张炳元和冯子华组成了中共莘县3人领导小组。迅速确定了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指导方针。
为便于工作,冯子华和莘县党员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王惠卿、贾书平、宋书俭等参加政训处,为莘县政训处服务员。吕世隆重点作政权工作,张、冯二人作党的工作。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组织的发展,帮助吕世隆物色政府机构人选,建立抗日武装和抗日群众团体。
吕世隆上任伊始,雷厉风行、大胆地改编旧武装,建立新的政府。这时,莘县境内的地方武装孙怀玉部已被范筑先专员改编为第十四团。
他一面着力整顿县政府旧有武装,一面收编地方民团,扩充壮大抗日队伍。他把城北刘建堂的武装、城东马金璧的民团、城关武鼎铭的民团、城西耿朝梁的民团加上原公安局马金璧的武装共300余人收容起来,建立了莘县游击支队,吕世隆亲任大队长,副大队长和政治部主任分别由共产党员晁苏民、郭鲁(后为訾修林)担任。大队辖3个连,一连是改编的原县大队,连长刘建堂是个老兵痞;二连是新建的队伍,内有部分民团成份,连长马金壁;三连是改编的原公安局的武装,连长张腾魁系国民党党部常委兼公安局长,是个极端反动分子。这些反动分子掌握着县大队的实际兵权,为他们下一步发动事变埋下了祸根。
为了改造好这支队伍,使之为抗战服务,吕世隆在县保安大队内实行政治工作制度。吕世隆先后为各连委派了由共产党员担任的政治指导员,加强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宋瑛任一连指导员,马兴堂为二连指导员,陈瑶甫为三连指导员,马兴堂后叛变。
县大队成立后,吕世隆亲自带领部分队伍打击城南张洼和城北燕店一带的土匪,安定了地方社会秩序。 后莘县游击支队改为保安大队。
在建立莘县大队的同时,各区亦相继建立区公所,每区扩充30人到50人的基干自卫队,村建立了不脱产的自卫队。一区在武庄,区长刘连生;二区在姬家,区长武寄岳,后换共产党员曹学士;三区在燕店,区长杨学文;四区在大索庄,区长是武铭扬;五区在大宋庄,区长是窦玉琛;六区在黄楼,区长是魏书芬。城西孙怀玉的民团,被范筑先收编为独立十四团,莘县的局面进一步安定下来。
1938年3月,一支队伍突然开到了南关外,要求进城。莘县大队以为这是大股土匪,坚决不开城门。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68军的敌后挺进军,到河北去的途中经过莘县。吕世隆担心该部进城后骚扰百姓,仍令不开城门。 双方相持了三天,该军声言如不让进城,就炮轰城门,强行入城。最后,吕世隆令郭鲁随该部北上,担任向导,才将事件平息。
郭鲁,山东省武城县四女寺村人,到莘县后任莘县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1938年3月,受党组织派遣,做争取国民党68军的敌后挺进队司令胡和道的工作,随部队离开莘县,解放后任铁道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等职。
在建立武装的同时,吕世隆还加强了抗日县政府的建设。对政府各科室进行整顿,设专职人员,明确任务。同时安排了不少共产党员到县府各要害部门。县政府秘书由中大学生、青年共产党员刘泮溪担任;教育科长由共产党员苏群担任,财政科长由共产党员曹大成担任。这样使政府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正常。县府成立后,又在全县六个区相继恢复了区公所。吕世隆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工作,使全县的混乱局面安定下来,抗日政令得以推行。
1938年2月,正值农历春节,在莘县城里政训处驻地召开了一个秘密的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炳元、吕世隆、李济安、冯子华等,张炳元宣告中共莘县县委成立,书记张炳元,吕世隆、李济安为委员,白雪亮为组织部长,冯子华为宣传部长,王惠卿为群工部长,吕世隆是县委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主抓政权建设工作。会上,李济安拖着极度虚弱的病体,发表讲话,号召大家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发扬党内民主,严肃党的纪律,把莘县的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县人民坚持抗战的领导核心。这次会议标志着莘县从此有了发动全县群众抗战的党委,有了领导群众抗战的抗日政府,莘县人民的革命烈火从此熊熊燃烧起来了。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李济安同志,他是我党资历很深的有传奇色彩的立场坚定的高级干部,原名刘仲莹,在山东省委屡次被国民党反动政府破坏后,刘仲莹为中共莱芜县委书记,卖掉所有家产,与赵建民分头外出找党,曾任省工委书记。黎玉任省委书记后,刘仲莹任省委巡视员,后到鲁西北根据地,任特委书记。后因长期在外风餐露宿,积劳成疾,肝病越来越严重,鲁西北特委安排他在莘县养病,任莘县县委委员,参加县委会议是他最后的组织工作。此时他身体已经不行了,不久即病危,冯子华受鲁西北特委安排,把他送往济南齐鲁医院,但终因病情过重,无法救治,于3月28日逝世,时年27岁,生前身无分文。弥留之际告诉冯子华,他原名刘仲莹,李济安是化名,是莱芜圣井村人,他的舅舅在济南,后事就交给他舅舅吧。他的舅舅没给组织提什么要求,就拉着他的遗体回莱芜老家去了。
莘县的抗日县政府,除整顿武装积极组织抗日力量外,还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农民互助会,从贫雇农中吸收会员,选拔积极分子,为党组织的发展准备新生力量。最初由莘县第一小学教师共产党员王惠卿同志在燕店一带联系组织农民互助会,后来发展到三十多个村庄,会员四五百人,建立了“莘县农民互助会”,选举王惠卿为县农会会长。接着又在六个区成立了区农民互助会,除极少数边远村庄外,全县百分至八十的农村都播下了农民互助会的种子。
莘县抗日政府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大批培养干部和抗日骨干。1938年四五月间,吕世隆和张炳元、王惠卿等人,在城内东街第一高小内,举办了两期农村干部培训班,每期l0天左右。集中讲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政府的性质、任务,以及减租减息政策等。并就如何做好农会工作进行了讨论,鼓励受训干部各抒己见,为今后的工作献计献策。吕世隆亲自主持开班仪式并讲授部分课程。培训班的气氛非常活跃,受训干部从思想觉悟和领导艺术上得到了提高。农会干部培训班之后,还选拔优秀青年赴延安和南宫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驻地学习。裴奇、李自贞、郭腾云等就是这时由莘县到达延安学习的。
裴奇,原名裴光华,河北保定人,与吕世隆、张炳元、刘泮溪相比,他是投身革命的热血小青年,比张炳元还小5岁,可他资历不低,吕世隆任茌平政训处干事时,他和张炳元、刘泮溪都是服务员,吕世隆任莘县县长后,他也来到莘县,在抗日巡回宣传工作队工作,在延安学习期间改名裴奇,从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回到莘县,后任观城县委书记、观朝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1493年10月在与日伪军的战斗过程中,向县大队送信的途中被围,壮烈牺牲,时年22岁。
县政府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为培养抗日救国人才,吕世隆注意发展教育事业。在财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专款恢复教育,在县城东街和燕店新增高级小学2处,初级小学80余所,小学教师增加了一百多人。吕世隆还命令教育科长苏群把原有学田收归教育科,以弥补教育经费之不足。宣传部长冯子华兼任督学。
苏群,原名苏长忠,东阿西程铺村人,北平中国大学学生,莘县事变后历任邱县县长、鲁西第一专属民政科长、冠县县长,1948年负责修邯郸到馆陶铁路时被国民党特务联合反动会道门残忍杀害。
冯子华,莘县城北冯海村人,寿张乡师毕业,曾任冠县县委宣传部长兼莘县特区书记,后任莘县第一届县委宣传部长,莘县11月事变后、奉党指示,离开莘县改作武装工作。
1938年7月,聊城共产党人办起了鲁西北政治干部学校,和军事教育团,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培养抗日的军政干部。莘县政府立即动员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小学教师和机关干部去学习,十月间在聊城举行鲁西北军政联席会议,吕世隆参加了起草《鲁西北抗战行动纲领》的小组。具体规定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施政方针。
在文化工作方面,县政府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到乡下街头演出,刷写抗日标语,组织各校学生演唱抗日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歌曲和节目,激发了许多农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在全县形成了浓厚的抗日气氛。
莘县政府推行战时的经济政策。当时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吕世隆在推行县政过程中,根据莘县地广民穷的情况,把农业所得税改为累进税,也就是财富越多,税率越高,减轻了广大贫下中农的负担。减轻其它捐税,严禁高利贷,强制地主富户纳粮,救济贫苦农民,号召恢复家庭手工业,加强集市贸易的管理,严惩不法商人等措施,使濒临绝境的莘县经济出现了生机。
1937年莘县发生了特大水灾。次年春,大部分农户缺粮断炊,而地主富农却囤积着大量粮食。吕世隆发动各区村干部强制地主、富农纳粮摊款,然后向广大缺衣少食的贫苦农民发放救济粮和生产贷款。农会会员则可优先得到救济和贷款。
莘县五区地处西部边缘,土地贫瘠,灾荒频仍,不少人常年在外讨荒要饭。吕世隆就深入到五区,向当地干部和群众宣传:“贫雇农有了自己的农会组织,不仅在政治上、生活上相互帮助,在生产上也要互相合作”。他选择贫困落后的一个村庄,亲自想方设法帮助困难户耕田种地,搞生产自救。在五区,他曾把部分酒税买成粮食,由农会先后五次向困难户进行救济工作,受惠群众达数千户。这些措施使五区的贫困面貌大大改观,也赢得了广大群众对抗日政府的信任和拥护。
吕世隆体察民情、善理县政,在县政府专门设有“人民来访登记处”,以便及时了解民情,调解各种民事纠纷和处理刑事案件。他授权农民互助会对一般的民事纠纷,可自行加以调解。如果下面调解不成,也可以直接找这位“县太爷”评断,当面解决,他还发动群众开诉苦会,对群众反响强烈的恶霸地主则给予坚决打击。他亲自率领人民武装和农民互助会员打击了窦村和肖马屯的恶霸地主。这在当时是一项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措施,表现了他在工作上的远见卓识和为民理政的创造精神和救民于水火的革命精神,莘县人民群众无不称赞这位年轻的抗日县长。
1938年4月,在中共莘县县委的领导下,莘县抗日动员委员会成立,吕世隆被民主选举为主任,张炳元任秘书长,訾修林为组织部长,王惠卿为宣传部副部长。在抗日政府和县委的领导下,莘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便出现了高潮。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妇女联合会,各区、村自卫队、儿童团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相继成立,农民纷纷加入农民协会。各区农会长在县城召开联席会议,建立莘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选举王惠卿为会长。
秋后,随着农民互助会力量的壮大,在城东北广场举行了农民抗日武装力量大检阅。万余农会会员扛着枪支、红缨枪,大刀片、锄头等武器,排着整齐的队伍,昂首阔步,高呼抗日口号涌进会场。在这次空前的盛会上,吕世隆代表抗日政府作了慷慨激昂、动人心弦的讲话,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行动起来,拿起武器,与敌人斗争。
会后,农民武装队伍又在城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充分显示了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中国农民的巨大力量。
莘县的农民互助会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办的最有成绩。当时寿张县长管大同(共产党员)、范县县长周子明(共产党员)来莘县参观,都为这里的民众运动活跃而欢欣鼓舞,拍着吕世隆同志的肩膀说:“我们要向你学习。”
由于张炳元、吕世隆等人卓有成效的抗日宣传发动工作,使莘县党员队伍迅速壮大,由1937年初传说只有几个党员,到1938年秋,已经有800多名党员,几十个支部。特别是1938年5月“红五月”大发展中,一个月就吸收党员500余人。在顽固派势力比较强的黄楼店、礼院、曹楼等村也建立了支部。仅在西区一地就建立了南无村、马村、河涯上、大索庄、罗村、中牟疃、麻固等十几个农村支部,四个区委相继建立,一区区委书记徐景珂,二区书记周瑞文,三区书记张诚斋,四区书记崔明玉(7月后为杨立功)进一步推动了莘县抗日救亡运动。
吕世隆任县长期间,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廉洁奉公,躬行县政,与同志们一样吃大锅饭,穿旧军装。他一心致力于党的抗战事业,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颇有政绩。
吕世隆不仅把莘县地方政事治理得井然有序、欣欣向荣,深得当地群众的拥戴,而且能以抗战大局为重,支援鲁西北的抗日斗争。 他曾派人向聊城第六专署一次解款达4万元,在经济上给范筑先领导下的鲁西北抗日部队以很大支持。
范筑先高度评价了莘县的抗日救亡工作,在一次到莘县视察抗日工作时,称赞吕世隆是抗日模范县长,又在聊城县长联席会议等多处场合说:“莘县搞的最好,你们要学莘县”,号召其他各县向莘县学习。
吕世隆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政策和抗日爱国的模范行动,维护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却触动了莘县地方反动势力的利益。党组织的蓬勃发展,人民群众抗日情绪的高涨,都让反动势力坐立不安。特别是他亲自率领人民武装和农民互助会员打击了窦村和肖马屯的恶霸地主,这一行动让国民党反动派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十分恐慌。他们对吕世隆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对莘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加以阻挠和破坏。
第五章 在“莘县事变”中牺牲
吕世隆同志任县长期间,同国民党莘县分部和地方封建势力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1938年10月,莘县的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积极反共的迹象愈加暴露,隐蔽在抗日政府的反动分子在国民党莘县分部的指示下蠢蠢欲动。
县保安大队一连长刘建堂专横跋扈,独断专行,认为政治工作人员侵害他的权力,对吕世隆的一切安排经常抱抵触态度,到处散布不满情绪,拉帮结伙,架空指导员。并且唆使他的传令兵殴打县政府的政务警,故意挑起事端。为此,吕世隆立即采取措施,果断地将刘建堂撤职,派共产党员曹斌任一连连长。
刘建堂怀恨在心,假意离职,实际上与国民党县党部孙光远相勾结,策动张腾魁等人进行阴谋活动。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日寇开始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驻在山东济南的日本占领军一O四师团秋山旅团派其千叶联队对鲁西抗日根据地中心——聊城大规模进攻,敌人于十一月十三日由济南、泰安两地出发到黄河南岸的姜沟黄河渡口架桥,强渡西进,直扑聊城。
这时,范筑先刚平定黄河西赵官镇黄沙会叛乱回到聊城,立即组织撤退城内的非战斗员和居民,十三日午夜沿街鸣锣通知群众撤离,十四日凌晨,大部分已撤出城外。日寇的十八辆汽车分两路进犯。一路由李海务过运河桥向聊城西迂回,一路由聊城东四十里的顾官屯沿公路西犯。上午十时,派两架飞机低空侦查时,西路敌人已绕道聊城北堤外,东路敌人在十一时抵达东关运河闸口一带,由于守军民军一路王来贤部不战而退,使聊城很快陷入敌军包围。城内的武装只有游击营和卫队营的一部分,还有范司令的卫队等总计五六百人,继续坚决抵抗。由于1937年大水成灾,城内只有四条要道通往城外。我军只能扼守四门浴血苦战。
范筑先原来布置全体军民撤出聊城,用坚壁清野的战术和敌人展开游击战争,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山东省民政厅长兼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找范筑先商量限制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巩固扩大的所谓“整编游击部队方案”,迟至下午四时方由北门乘汽车逃走,使范筑先将军失去撤出聊城的最佳时机。十四日下午,敌人已由四面把聊城包围起来,敌人一面在东面猛攻,一面在西门外截断我军退路。
十一月十五日黎明,敌人用大炮猛轰东门,还放了催泪瓦斯和烟雾弹,范将军亲自指挥战斗,左右卫士全部牺牲,他自己也负了伤,敌人冲进东门后范将军又负重伤,在护送往天主教堂医院治疗的途中殉国于光岳楼北街北水口以南的大路上。共产党员张郁光和姚第鸿本来已撤出城外,因见范筑先未及撤出,遂返回城内,与范将军并肩战斗,壮烈牺牲。十五日上午,聊城陷落。
日军围攻聊城时,吕世隆县长曾接到范筑先的告急电话,指示他派部队从西门接应。闻讯立即派一连驰援,队伍走到孙屯附近,刘建堂旧部煽动士兵哗变。吕世隆预感情况异常,事出有因,为防意外,传令哗变官兵原地待命。
范筑先将军殉国后,鲁西北抗战形势突变。大批人员开始从聊城撤到莘县城内,这时专属秘书齐燕铭、巩固、任仲夷,带着政干校的一部分学生撤出聊城转移到莘县。
李树椿拖延范老将军的奸计得逞后,又坐着汽车来到莘县,目的是动员反动势力,对范将军最器重的吕县长下毒手,推翻莘县抗日政权。他假惺惺地告诉吕县长:“聊城已被敌人包围,范司令正登城指挥,命你速去支援。”
接着,李树椿召集反动分子,在孙怀玉团部秘密开会,准备对吕县长下毒手。是日晚,在莘县城内孙怀玉14团团部,国民党反动分子召开秘密会议,参加的有李树椿、惠迪德、孙光远、孙怀玉、刘玉珂、刘建堂、张腾魁、马金壁等16人,他们喜笑颜开,弹冠相庆:老头子死了,莘县又是我们的了。
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制定了杀害吕世隆的三套方案:一是制造日军进攻莘县的谣言,迫使他弃城出走,他们便以携款潜逃为名加以截杀,此为上策;二是二是勾结白马庙一带的土匪,里应外合,袭击县政府,趁乱杀害吕世隆,此为中策;三是三个连的骨干分子同时叛乱,以兵变方式杀死吕世隆,他们也认为,此举为大多数人所不容,是为下策,但反革命分子的反动性就在这里,宁可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也要杀死带领人民坚决抗日的我党最优秀代表。
16日,为配合王金祥一伙的行动,在莘县制造混乱,乘机杀害吕世隆,搞垮抗日政权。他们唆使刘建堂的兄弟刘仁俊从北门报警,诡称“日本鬼子大部队直扑莘县而来”,企望吕世隆仓皇撤离,然后,以“弃城潜逃”为借口中途将吕世隆等抗日干部劫杀。
吕世隆胸怀大局,临危不惧,一面镇静地指挥各科室职员,携带卷宗文件准备离开县城;一面派人动员和帮助群众撤到城外。同时传令各连进一步侦察敌情、加强城防、应付危局。事后才知道是有人造谣,故意制造恐怖。反动分子的上策对吕县长不起作用。
他们又采取中策,刘建堂勾结莘县城北白马庙一带的土匪进城,准备17日夜晚,里应外合,借兵灾匪祸之乱杀害吕世隆。
根据这一情况,鲁西北特委书记徐运北同志来到莘县,于晚十点,和吕县长、张炳元、王惠卿等人在吕县长办公室召开小型紧急会议,分析情况,吕县长认为内部一定潜伏着敌人,故意制造恐怖,企图闹事。于是决定邀请十支队迅速派一部分武装来莘县支援,由张炳元执笔给张维翰司令写信告急,派农会副会长白璞送去。恐怕路上遇到意外,接着又写了一封派县委成员冯子华同志送去。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国民党反动分子一次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暴乱。求援的事被原匪首孙怀玉的护兵(县长卫队排长)高来运侦悉,密告孙怀玉、刘建堂。敌人立刻提前行动,吕世隆处于情急事剧的险境。
事变发生在17日,17日上午9时,吕世隆去三中队讲话,不指名地批评了一部分人,警告他们是跟着岳飞干,流芳千载、还是跟着秦桧干,遗臭万年。并与张腾魁谈话半小时。队长张腾奎做贼心虚,立即向国民党县党部汇报,县党部负责人惠迪德和秘书孙光远见吕世隆已有察觉,在孙怀玉团部召开紧急会议,与刘建堂、张腾魁、马金璧商议,将原定的暴乱时间由午夜12时提前到下午4时。这就是震惊鲁西北的反革命武装暴乱——莘县事变。
他们收买县大队二中队指导员马兴堂,秘密将一中队队长曹彬和指导员宋瑛及三中队指导员陈瑶甫看押起来,同时借故将吕世隆的警卫员骗出县政府,随即将县政府包围。
在惠迪德和孙光远的唆使下,张腾魁立即在连队里煽动说,吕县长扣发军饷,找他算账去。以刘建堂、张腾魁、马金碧为首的五六个人首先到大队部告诉晁大队副,他们说,吕县长扣发我们的军饷,我们找他去算账,没你的事。他们一伙子从大队部出来直接就向县政府方向奔去。
这时,农会会长王惠卿正准备去农会,他刚刚走在街上,就听见身后传来吵吵闹闹的声音。回头一看,见几个人赤着半边肩膀,怒气冲冲地向县政府方向冲去。王惠卿看到这情景,立即改变了主意,没去农会,急急忙忙去了县政府。
此时,县政府吕世隆县长的办公室里,正坐着刘玉轲(刘建唐的父亲),他是被敌人派来故意借跟吕县长谈话为名,来稳住吕县长的。
刘玉珂正阴阳怪气地同吕县长胡扯时,王惠卿突然闯入办公室。吕县长一看王惠卿的神色有些不对劲,马上起身站起来,向前紧走了几步,低声问王惠卿:“怎么了,有什么事吧。”王惠卿说,刚才发现一群人手持匣子枪向县政府奔来,他把刚才看到的一幕向吕县长作了汇报。吕县长急切的问:“从哪个方向过来的?”王惠卿说:“从大队部那个方向。”吕县长立即拿起话筒要大队部:“晁大队副吗?刚才是什么人去大队部了?”那边显然是晁大队副接的电话。只见吕县长接着说:“哪个刘连长?干什么的刘连长?你赶快派人给我拿住那个人。”
这时旁边的刘玉轲老家伙坐不住了,他急忙站起来对吕县长说:“县长息怒,小孩子不懂事,让县长生气了,我去看看。”他说着就想脱身跑掉。吕县长一把抓住他的右臂说:“我对你们刘家爷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刘玉轲挣扎着逃脱出门来,这时南房顶上已经满是持枪而卧的人,紧接着往东房顶上一看,也同样是卧满持枪的人。
此时气氛非常紧张,王惠卿已经出不去了,他看着吕县长,不知道如何应付,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一切。屋里就王惠卿、和两个警卫员段耕力、王兴周以及吕县长,吕县长正想着如何对付这种危机的局面,房顶上的敌人一起向着吕县长的办公室开枪。一阵枪声过后,警卫员段耕力说“县长,我出去看看情况吧。”吕县长此时也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情况,就同意了他出去。段耕力和王兴周刚刚出门,就被扭起来了。吕县长一看情况不妙,急忙命令警卫班把机关枪架起来。不料警卫班的人架起机枪,却对准了吕县长的屋门,这时吕县长才知道警卫班长王梦周已经叛变了。
紧接着又是一阵枪声夹着几棵手榴弹,炸得满屋尘土飞扬,西屋顶上丢下来两捆高粱秸。有人大喊,把房子烧掉。王惠卿当时一听,吓了一跳,心想,被火烧死还不如被枪打死痛快。在这紧急的情况下,他对吕县长说:“吕县长,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赶快逃离,哪怕被打死也不能被烧死。”吕县长坚定的说:“小王,你快逃走,如果有可能你一定要活命出去,我誓死不能离开这里。”
王惠卿一看吕县长很坚决,他们只有自己走出去,就是他不逃走,也不一定能活下来。此时他抱着视死如归的念头,只要打不倒,就往外冲。此时房顶上没开枪,他一直走到大门口,才碰上十几个端着枪在门外等候的人,他们立即截住他问,你是哪部分的,把枪交出来。他立即回答是农会的。呼啦围上来五六个人,把他围在中间,没搜出他的枪,就放了他。
一阵寂静后,听到刘建堂在南墙上喊“别打枪,别打县长!”接着有人从南墙上跳下来,四面屋顶上卧满了暴徒,吕县长的警卫端枪对着屋顶,忽然从南墙上跳下一个人,吕县长为了自卫,从屋内扔出一个手榴弹,暴徒受伤逃窜。
齐燕铭同志也在院内,他劝告暴徒:目前聊城被围,应当一致对外,不应采取暴乱行为,徒使亲者痛,仇者快!暴徒们不加理睬,下了他的枪,把它推向别院。
敌人一看吕县长没有走出办公室,刘建唐、马金碧和张腾魁早就沉不住气了,他们爬上墙头,跳到县政府的大院里。吕县长赶紧从屋里出来,愤怒地对他们说:“你们开枪大闹县政府,应负什么责任,你们知道吗?”这几个家伙说:“吕县长,咱们还是进屋谈谈吧。”吕县长不知道这几个人葫芦里的药,刚想转身,张腾魁就冲着吕县长的腹部连开了两枪,吕县长双手捂住腹部,一瞬间倒在血泊里,年仅29岁。
事变当天的早上,冯子华趁着朦胧的晨幕出发的。整整走了一天,太阳落山时,终于在堂邑丙家村找到了张维翰同志。冯子华把藏在内衣里的信拿出来,双手交给张维翰。
张司令见到信后,感到情况十分危急,立即派骑兵排直奔莘县支援。
吕世隆县长牺牲后,反革命暴徒意欲加害刘泮溪,当时他正领着县清乡委员会的同志在城北河店姬家搞清乡工作。1938年10月,中共莘县县委为开辟莘北根据地,以便敌人占领县城后转入农村进行游击战争,成立了清乡委员会,吕世隆兼任主任,刘泮溪任副主任,并带领清乡工作团迅速开展工作。
敌人打着吕世隆的旗号向刘泮溪去电话说:“县里有要事,速回来。”正好天将黑时,张维翰司令的骑兵排来到姬家。负责同志向刘泮溪秘书谈了情况后认为莘县出事了,可能发生了事变,让刘泮溪先不要回县城,等骑兵排先去县城看看情况再做决定。骑兵排行至距县城五六里路时,就听到城里的枪声,待来到城里时,城门已经紧闭,听到稀疏的枪声,知道事变发生了,就折返回姬家。立即缴获了保卫清乡委员会的二连冯连科排的枪,保卫者刘泮溪和其他同志朝冠县方向急去。
刘泮溪,山东寿光人,北平中大学生,与吕世隆是同班同学,跟随吕世隆来到莘县后,任县政府秘书,作风认真嫉恶如仇,莘县事变后任中共鲁西区党委总务科长,聊西办事处主任,由于积劳成疾,患了肺结核,1941年春在莘县三区落寨养病,因医治条件差,病情逐渐恶化,于1941年9月病逝于落寨村,时年33岁。
为了夺回这块抗日阵地,抢回吕县长的遗体,23日,张维翰司令员命令刘致远的第十支队机枪营赶到莘县,顽固分子张滕魁等假意答应“三天后欢迎机枪营进城”,用缓兵之计将机枪营拒之城外,并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李树椿紧急求援,李树椿命王金祥率第二支队、二十一支队约3000人于27日赶到莘县,突然对第十支队机枪营发动袭击。机枪营将士英勇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至莘县北的河店,王金祥部尾随而至,对机枪营实施包围,28日拂晓展开激战,机枪营遭受较大损失,教导员潘毓林等80余名指战员张烈牺牲。28日下午,机枪营突出重围,转移到馆陶一带修整。至此,莘县县城被国民党顽固分子控制。
吕县长被害后,齐燕铭随外出逃难的群众逃离县城,转到冠县,想起自己的学生、战友吕世隆的遇害,不由悲愤交加,按照特委指示出了两份油印的《抗战日报》号外,其中一份报道了莘县事变的真相,号召人民向反动派复仇,表示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为了纪念在鲁西北抗战中牺牲的了范筑先、张郁光、吕世隆等烈士,1938年12月15日,在冠县举行范筑先追悼大会。1940年11月15日,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在重庆举行了“范筑先、张郁光、吕世隆诸烈士纪念会”,博古、叶剑英、董必武等人送了花圈。董必武、徐冰、张友渔、邹韬奋、沈钧儒等近百人参加了纪念会。张友渔等人介绍了范筑先、张郁光、吕世隆等烈士的生平事迹,沈钧儒等人发了言,表示要继承烈士的遗志,“减少不必要的牺牲,缩短胜利到来的日子”。吕世隆烈士的英雄事迹将永载莘县和鲁西北革命史册。
第六章 为吕县长复仇
吕世隆牺牲后,反动分子气焰嚣张,莘县抗日形势急转直下。县大队中的一些共产党员被杀害。王慧卿、苏群等共产党员和大批抗日积极分子被迫撤出莘县城,抗日组织被取消,抗日设施被破坏。共产党员张炳元和訾修林被扣押,后来摄于他们在群众中有极高的威望,敌人才不得不把他们释放。吕世隆呕心沥血开创的大好抗日局面遭到严重摧残,莘县再度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在这种形势下,张炳元起草印发了《告鲁西北同胞书》,揭露顽固分子破坏抗战的罪行,号召人民行动起来,打退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他多次和同志们提到,一定要为吕县长报仇。一个月后,中共鲁西特委决定重新建立莘县县委,在魏庄李净庄李志勋家里召开了第一次县委会议,宣布王惠卿为县委书记、白璞为副书记、杜澄为组织部长、张英为宣传部长、崔强为交通部长、赵仁山为组织部长。张炳元升任鲁西北地委书记。
张炳元,河北文安胜芳镇人,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燕京大学毕业,1939年7月被王金祥指使的国名党反动派马泽远部杀害于朝北(今莘县)化庄。
从此莘县共产党人总结“莘县事变”的教训,在正规部队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的指导下,开始建立自己的人民武装——先遣纵队莘县游击大队,1939年秋,重新组建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郭澄之为县长。
张维翰领导的十支队全称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第十支队,是鲁西共产党人创建的抗日队伍,为了纪念范筑先将军,1939年1月,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以第十支队为主组建八路军129师筑先抗日游击纵队,被任命为司令员。1940年6月,筑先纵队与先遣纵队合并,改编为一二九师新八旅,旅长张维翰,政委肖永智、副旅长王近。一九四四年七月底,解放莘县的主力部队就是新八旅二十二团。
张维翰(1906~1979),河北省馆陶县南彦寺村人,范筑先将军的女婿,妻子范树瑜,范筑先侄女、养女。毕业于北平国民大学政治系。1936年11月,任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的秘书。1937年5月,邀请在中共中央工作的老同学彭雪枫来聊城谈抗日救亡问题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1938年12月,先后担任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政训处处长、政治部主任、第十支队司令员兼冠县抗日政府县长、第二纵队司令。聊城失守、范筑先殉国后,一度代理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历任筑先纵队司令员、一二九师新八旅旅长、冀南军区第三分区司令员。建国后,曾任中共邯郸地委常委、邯郸军分区司令员、解放军军事体育学校副校长、国家体委陆上运动司司长等职。
1938年2月,侵华日军侵入莘县,刘仙洲的汉奸部队紧随其后,国民党保安大队一枪不发,把莘县城拱手让给日伪军。从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不放一枪,却把枪口对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事实,让人民群众彻底看清楚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反人民的真面目和假抗日真反共、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
从此莘县共产党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独立自主、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于1944年8月1日,赵建民司令员率领主力部队新八旅二十二团和地方武装攻克莘县城,赶跑了日伪军,活捉汉奸司令刘仙洲,莘县提前获得解放,莘县成了我党稳定的大后方。而且为吕县长报仇的愿望一一实现。制造这次事变首恶分子最终都被人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事变时任莘县抗日政府警卫班长的王梦周,系中共党员,后被顽固派拉拢,充当敌人的帮凶,暗中盗走警卫班的机枪梭子,使吕世隆在与叛乱者的斗争中陷于被动,事变后不久,莘县抗日政府以叛变罪判处王梦周死刑。
事变时任二中队指导员的马兴堂,系中共党员,后被顽固派拉拢,参与叛乱,吕世隆牺牲后,他又受马金壁指使,扣留了中共党员訾修林,齐燕铭等人的枪支,事变后不久,鲁西北地委以叛变罪判处马兴堂死刑。
大汉奸,国民党顽固分子刘建堂是莘县事变的指挥者,这此叛变的首犯。事变后,他投靠日寇当上了伪军中队长,日本投降后,被莘县民主政府判处死刑,行刑前死在狱中。
国民党顽固分子马金壁也是莘县事变的组织者之一,事变后,他在城北小安头出任国民党莘县县长,积极反共。上世纪五十年代被莘县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处决于县城东关外。
大汉奸,国民党顽固分子张腾魁是开枪打死吕世隆的直接凶手,罪大恶极。事变后,他当上了伪军中队长,后来在一次扫荡中,被打入其中队内部的我内线击毙。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莘县事变的制造者一个个身败名裂,吕世隆却永远活在莘县人民心中。吕世隆的事迹被陈列在鲁西北烈士陵园中的烈士事迹陈列馆,并载入莘县和聊城的各种史籍,
莘县解放后,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先烈们,于1946年1月将文庙改建为“烈士祠”,将吕世隆烈士入祀“烈士祠”的首席。烈士祠落成之日,莘县军民举行盛大的移灵仪式,礼堂上悬挂着“民族先驱”四个大字的匾额,参加公祭的群众有几千人。同年,在县城内吕祖堂故址创办了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世隆小学”,此外还把没收的汉奸商会会长魏雪桥的酱园改为“世隆酱园”、还有“世隆药社”、“世隆商场”等,以兹永久纪念这位人民爱戴的好县长。
第七章 烈士革命精神影响了后人
吕世隆牺牲的第二天,他的警卫员段耕力、王兴周等,设法买了棺材,将其忠骸装棺入殓,暂放于东城门内的一间屋里,准备在形势好转后,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莘县正直的人民和县政府职员,都去秘密地凭吊这位抗日县长。
同时,就设法通知泰安老家的烈士家人。没想到大汉奸刘仙洲这么快就在日本人保护下占领了莘县,我党彻底失去把烈士遗体运出县城,择地安葬的机会。
一九三八年阴历年底,泰安李家庄烈士的家人和乡亲们听到这一噩耗,就让本村村民赵锡印父亲的师傅,一个叫李树新的焗锅匠,挑着担子,徒步辗转来到聊城,先到了茌平,后来到莘县,进一步证实了吕世隆遇害的消息。吕家虽然是大地主,但很开明,让长工与家人一起吃饭,主人吃什么,长工们吃什么。经常接济困难乡亲,因此李家庄人没有被吕家剥削的记忆。所以知道吕县长牺牲后,都很痛惜,就驾着马车,跟着焗锅的来到莘县,把装殓着烈士遗体的棺材装上马车,运回老家,重新换上厚木棺材安葬在吕家墓园。
烈士遇害时是1938年初冬,回到家乡时,冬天已经快过去了,泮河边的柳树已经发芽了。换上新棺材重新装殓时,发现烈士的绛色毛衣中,有6颗未使用的手枪子弹。虽然是冬天,烈士遗体尚未腐败,但也认不出遗容了,只从被手枪枪机夹伤的一个手指辨认出是他。
吕世隆革命烈士身份在1965年被确认,吕家从未向上级反映情况,就收到了烈士证。为什么解放后很长时间内吕世隆烈士身份没有被确认?当时由于烈士的儿子吕潜随部队年下,分配到上海工作,后因病回老家,一直没顾上过问其父烈士身份的事,再加上都认为是国民党委任的县长,自家又是地主成份,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少点事吧!
后来张霖之曾经来过济南指导工作,告诉省委领导他有个老战友叫吕世隆,泰安人,曾任莘县县长,在任上被反动派杀害,是革命烈士。当时王惠卿陪同活动,省委领导让王惠卿到泰安调查情况,才发现烈士虽然为莘县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但在泰安一直按普通百姓身份对待。
当时吕世隆烈士家庭状况很惨,吕世隆的妻子和儿子身体都不好,儿媳照看着三女一子,生活很艰难。王慧卿很痛心,很懊悔,深感是他们这些人没有早早地到烈士老家来看看,如果早来寻访老战友的长眠之处,也许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生活条件的艰苦算不了什么,当时农民都穷,刚度过大灾荒,可是自己的好战友好兄长把生的机会让给了同志,自己却舍生赴难,不但是革命烈士,还是模范县长,怎能按普通群众对待长达27年呢?意味着家属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救济。于是找到有关部门,出具证明材料,为烈士恢复了真实身份。
王惠卿,莘县人,吕世隆烈士任莘县县长时,他任莘县第一届县委群工部长、农会会长,1942年5月任莘县县长,1949年随部队南下,先后在湖南、福建任职。是烈士的亲密战友和老部下,为烈士恢复身份时任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
张霖之,河北南宫人,1935年任中共直南特委委员、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1937年冬,以山东省委代表身份指导鲁西北工作,1940年起中共鲁西区党委书记。后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副书记。曾与吕世隆一同回过李家庄,私交很厚,为吕世隆恢复革命烈士身份时任煤碳工业部部长。1967年被江青迫害而死,后平反,追认为烈士。
1970年泰安平坟运动波及到李家庄,吕世隆烈士遗骨也被起出火化,经民政部门批准,暂时安放于泰安烈士陵园骨灰堂。2013年,为让革命烈士入土为安,市民政局把包括吕世隆烈士在内的部分泰安籍烈士重新规划墓地安葬。烈士墓地虽然不大,但是基本得到与他的身份相称的归宿,烈士后人也感到很欣慰了。
烈士墓地在金牛山南麓的山坡上,庄严肃穆,山清水秀,环境很好,距李家庄约10华里。吕世隆烈士墓在山坡的最上面一排,占地不到一平米,红褐色大理石墓面上刻着“吕世隆烈士”五个大字,下方是生卒年份和对烈士的简要介绍:泰安粥店公社李家庄人,一九三五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莘县县长,在山东莘县牺牲。
值得高兴的是,烈士后人后来都走上革命道路。吕世隆的独子吕潜,在济南读完高中后,考上华东大学(山东大学前身),被选拔为后备干部随部队南下,上海解放后,分配到上海市教育局社教处,1950年定为20级干部,后到华东体育学院深造,毕业后任体育教师。1956年因病离职返乡。早年在家由父母包办,与宁美芳结婚,育有一子三女,儿子吕兆军,现在在李家庄做点生意。
吕潜有文采,而且平易近人,性格内向,待人谦诚,办事认真,童叟无欺。在李家庄留下了“吕潜放羊—下不为例”的典故,说的是,他放羊时,羊误啃了村民的麦苗,他总是很诚恳的赔礼道歉,并表态下不为例。后来村民就形成了口头禅,遇到小矛盾总是一句“下不为例”,传为美谈。
吕世隆的大哥、二哥都在李家庄务农,但后人都受烈士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他的六个亲侄子,没有一个在家务农,都通过学习,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吕世隆大哥吕世基的长子吕涛曾任山东省地质局财务负责人,吕世隆二哥吕世昌的长子吕浚在淮南市委办公室主任任上离休,二子吕澄离休前任中组部党史办主任,张霖之过问吕世隆烈士身份的事就是他有一次回老家时告诉烈士之孙吕兆军的。
第八章 烈士家乡李家庄的变迁
吕世隆烈士家乡李家庄社区在泰安城西岱岳区粥店街道,泮河西畔,北邻英雄山中学西校。是一处高标准的现代化社区。整个社区有住房900多套,人均拥有将近一套房子。现有党员47人,支委5人,3个党小组,支部连年被市、区党委评为先进党支部。社区被评为省级文明社区。
李家庄于清朝康熙年间(1687年)建村,初名李闫村,因闫姓绝户,于雍正年间改为李家庄,李家庄现有居民近1000人,以吕、张、赵、徐、李五姓为主。后因吕家兴盛世,经济富裕,多产、多房、多地,一度叫过吕家庄。
李家庄于1949年赶走还乡团,获得解放后,紧紧跟着共产党,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李家庄发展成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今,吕县长的家乡李家庄,由于距泰安高铁站仅有两华里,于2009年纳入高铁新城规划拆迁,2015年回迁完毕,原来的传统村落已经难觅踪迹,被一座座高层住宅楼取代,改为粥店街道李家庄社区,李家庄人由村民变成了市民,大跨步迈进社会主义新时代。
支部书记徐岭民同志,从29岁成为李家庄的带头人,一干就是17年,如今才46岁,他工作扎实,心系群众,不图私利,在他的领导下,李家庄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集体资产实力雄厚,主要收入包括土地补偿金、房租收入。村民个人收入主要包括失地补偿收入、房租收入、个人经营收入等,60岁以上老人还有过节费,全员医疗保险都由社区负担。李家庄人全面进入小康社会。
吕世隆烈士在村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李家庄村史馆里,吕世隆被按历史名人进行介绍,烈士的事迹占用了整个图版。可见,吕世隆烈士在李家庄是很受乡亲敬仰的。
烈士之孙吕兆军先生家里存放着两个版本的烈士事迹传略,一个版本是聊城籍作家李世钊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莘县第一个抗日青年县长——吕世隆传略》,发表在1981年的《青运史研究》杂志上,另一个是莘县籍作家王奎龙的《吕世隆烈士传略》,分别收录在《泰安先驱》和《泰山英烈》两本书中。
李世钊,聊城人,著名学者、作家,1937年曾在聊城范筑先部队当过随军记者,《抗战日报》编辑,多次来莘县采访,和吕世隆烈士私交很厚,1981年曾到李家庄采访,是第一个为吕县长作传的作家。后来,李世钊将发表烈士传略的杂志交由烈士之子吕潜保存并亲笔题写“吕潜侄存念”,可见李士钊对烈士及其后人的深厚感情。
李家庄老会计赵锡宝先生青年时期当小学教师时,就把李世钊关于吕世隆烈士回忆录当做清明节传统革命烈士教育教材教导学生,以缅怀先烈。
后 记
吕世隆县长是莘县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是莘县民族解放事业的播火者,他是莘县政权建设的奠基者,他是莘县党和人民的泰山石。为莘县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光辉业绩,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莘县乃至鲁西人民都不会忘记这位把鲜血和生命奉献给这片革命老区的好县长。
他是莘县解放事业的播火者。他有非常高的政治觉悟,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参加革命,这一生也会衣食无忧,却在求学过程中,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来到莘县后带领群众对土豪劣绅进行坚决斗争,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他具有高超的发动群众的政治理论和方法,他组织农会,成立农村工作队,培养革命干部。他重视教育,选拔优秀干部到聊城和延安深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他就像一颗火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人民群众中间燃起反侵略反压迫的熊熊烈火。
他是莘县政权建设的奠基者。他推行战时经济政策,成立农会,成立清乡工作队,成立抗日动委会,成立人民来访登记处,召开农民诉苦会,向农民发放救济粮和生产贷款,亲自帮包贫困村、帮扶困难群众等等,这些政权建设举措都是亲民的,首创性的, 足以证明他是值得莘县人民永远爱戴的好县长。这一点,当时的鲁西北特委书记徐运北在回忆文章中对吕县长给予高度评价,他写到:吕世隆主持下的莘县县政府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模范,县长津贴每月15元,和普通战士一样待遇,他取消了苛捐杂税,改善了人民生活,而莘县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粉碎了当时国民党顽固分子的造谣,说共产党不会搞政权,只会实行赤化,而且受到范筑先的高度评价。进一步证明吕世隆县长就是莘县政权建设的奠基者。
他是莘县党和人民的泰山石。他勇于斗争,坚持真理,不怕牺牲,面对反动暴徒,他就像泰山石,连暴徒都忌惮他的坚硬。他爱护同志,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自己却舍生赴难,他一个人挡住敌人射来的子弹,却保护了大部分年青的党的宝贵干部,是名副其实的泰山硬汉。吕世隆烈士牺牲前,组织政府人员及早撤离,自己已经身陷重围,仍让王惠卿和警卫员撤出是非之地,看出他对同志的真爱。而且他的牺牲让莘县党和人民擦亮了眼睛,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媚日卖国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嘴脸。他以一己之力把这些反动分子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后来,莘县县委县政府为了纪念吕世隆同志,不忘他为莘县解放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于1983年11月份,隆重举行吕世隆同志牺牲45周年纪念大会,烈士的侄子吕涛、吕浚和孙子吕兆军参加了会议,据吕兆军回忆,当时他只记得孔繁森,经常到他们住的老县委招待所看望他们,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时的县委书记叫什么,他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说他是莘县的第22任县委书记。经查证,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阎廷琛,县长是肖俊英,县委副书记是孔繁森。
吕县长牺牲后,莘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赶跑了国民党反动派,莘县较早的成为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后,莘县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城市街道宽敞了,城市面积扩大了,燕塔重新建立了,城市环境美丽了,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四通八达,郑济高铁今年在莘南开工,聊城机场近年要在莘北落地。一个大而强、富而美的新莘县就要在鲁西强势崛起。
2018年是吕世隆县长牺牲80周年,2019年是他诞辰110周年,吕世隆烈士已成为李家庄人的骄傲,他的家乡人尚且不忘烈士的光辉事迹,作为他的第二故乡的莘县人,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更不能忘记我们的第一任县长。目前,由于旧城改造,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建筑已拆除殆尽,为了传承烈士精神,不忘烈士遗志,最好在莘县建一处“吕世隆广场”或“吕世隆烈士纪念馆”,以表达对这位莘县“民族先驱”的永远崇敬与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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