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是文学创造的唯一源泉,只有源于生活,作品才会显得真实动人。我国当代作家莫言恪守“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正是文学的灵魂”这一创作理念,于故乡文化的沃土中扎根生长,在浮躁的文化工业时代中还原沉淀,孜孜执着于对文学作品“真善美”的追求。在他的众多作品中,《蛙》便是一个典型代表。
《蛙》创造性地交叉使用书信体、小说体、话剧体行文,叙述了计划生育时期的一名乡村妇科医生——“姑姑”角色和心理的变化。前期,姑姑是一个“视生灵如圣物”的接生员;后来,姑姑却又成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执行者。在亲手引流了两千多条“政策之外”的生命后,她坠入了自我赎罪与自我折磨的痛苦旋涡中。文本“娃蛙娲哇,声声令我泪欲下”四谐音成一句,在将“蛙”作为图腾的东北乡,女“娲”造人,“蛙”喻多子,子啼为“哇”,于是生育就成为了整部小说的灵魂。在构思中,作者聚焦于东北乡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不同时期的经历,将生命伦理与罪巧妙交融于一体,展现着不同人群对生命伦理的不同态度,也集中反映着计划生育30年里国人对生命伦理的意识变化。
一、莫言对“生命伦理”的追思
《蛙》的感情色彩是灰色的。小说中充溢着生与死的角逐,种种悲剧也映射着莫言对“生命伦理”的反思。当蝌蚪家的母牛生出小母牛时,蝌蚪父亲大喜,“小母牛长大了可以繁殖小牛啊”。在姑姑质疑“女孩长大了不一样可以生小孩么”时,蝌蚪父亲转而沉默,不再继续这个话题。计划生育时期,仁慈的姑姑成了政策最坚定的执行者,她逼迫侄子蝌蚪的妻子王仁美做人工引流,最终导致王仁美死在手术台上;她对马上临产的王胆围追堵截,使王胆因为惊吓而早产,孩子顺利出生,王胆却死在了船上。进入新时代后,姑姑陷入赎罪的痛苦中;计划生育阶段成长起来的袁腮等年轻人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疯狂逐利,背地里做起人体代孕的非法买卖。三个时期的典型故事如泼墨如细琢,向读者生动地展现了不同时期的人们对生与死的态度。东北乡中生命伦理意识的长期沦陷,正是种种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
莫言在《蛙》中道出了历史轮回的本质:人对生命伦理践踏的行罪与赎罪,正往复于每个时代。《蛙》以直白、朴素的对话辛辣地讽刺着“生命伦理意识”沦陷现象,深刻提出了“他人有罪,我亦有罪”的思想,意指计划生育时期造成的罪恶,每个人都逃脱不了责任。同时,小说又聚焦于计划生育这个不可逆的历史大背景下的每个小人物,通过姑姑与蝌蚪的赎罪,企图唤醒国民个人意识的觉醒。个人如何在时代大背景中看待自我与生命伦理,正是《蛙》最想探明的问题。
二、小说《蛙》中生命伦理意识沦陷的体现
在《蛙》中,莫言围绕着东北乡封建农民、妇科医生“姑姑”、知识分子“蝌蚪”、计划生育时期的年轻人等四种人物类型展开叙事。小说通过描写时代变换进程中的各式人物形象的转变,显现了人性的善恶以及对于生命的追思。
1.从东北乡封建农民看生命伦理意识
东北乡封建农民一直是莫言笔下最重要的叙事对象。从历史角度来看,作为在封建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激烈碰撞时期成长起来的群体,这一时代的封建农民不可避免地存在思想混沌的特点。小说中的“村霸”张拳在自己的妻子耿秀莲生了三个女孩后,不顾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坚持要怀第四个孩子。张拳一家因此而遭到姑姑的围堵与逼迫,最终,这场追逃以怀胎五月的耿秀莲溺死水中而哑然收场。我们可以看出,以张拳、耿秀莲为代表的封建农民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阻力,“男尊女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驱使他们多生、偷生,直至生出男孩为止。这正体现了我国封建时期延续下来的不平等的生命伦理观念。蝌蚪的母亲针对蝌蚪姑姑说,“女人不生孩子,心就变硬了,女人不生孩子,老得格外快”。在封建农民的意识里,女人仅仅是生育工具,其生命价值仅在于传宗接代。“母凭子贵”,没有儿子的女人只能继续生育,在一次次的临产痛苦中逐步老去。妻子被带走前,张拳抱头痛哭,“我张拳,三代单传,到了我这一代,难道非绝了不可?老天爷,你睁睁眼吧……”在儒家思想已深入骨髓的东北乡,延续后代传递薪火的观念被人们极其看重。计划生育时期,太多幼小的生命尚未面世便被“屠杀”,也与封建农民此种异化的生命伦理意识脱不了干系。
2.从妇科医生(姑姑)看生命伦理意识
《蛙》中姑姑的形象是对计划生育坚定执行者的精确刻画。莫言刻意塑造了姑姑的性格冲突。通过姑姑为接生幼童,骑着车在结了冰的海面上飞驰等情节的叙述,读者了解到姑姑善良的本心;而在60年代,姑姑却成了一个逼死耿秀莲、王仁美、王胆的“屠夫”,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读者由姑姑可以联想到希望、救世主,也同样可以联想到魔鬼、绝望。在前后反差极大的姑姑身上,生命伦理意识同样发生了沦陷。王小倜的叛逃是让姑姑生命伦理意识发生改变的最关键因素。爱情的破裂使姑姑重新定义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在陷入对党是否忠诚的质疑当中时,姑姑将坚决拥护党的政策看作自己唯一的生命意义。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姑姑成了先锋人物,对违反政策者不留一丝情面,甚至提出“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的冷血宣言。
姑姑是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爱人叛逃;被村民咒骂;终老无子,暮年姑姑在赎罪的痛苦中自我挣扎。被她残害的胎儿及孕妇,在梦中变成了青蛙,围攻撕咬着她。精神趋于崩溃的姑姑选择嫁给泥塑大师郝大手,通过把死在她手中的胎儿捏成泥娃娃进行祭奠,来减轻自己心中的罪恶感,小说结尾终获得了重生。
小说借姑姑的赎罪行为,隐晦地批判了政策执行过程中人文关怀的欠缺,并反思了在社会与个人生命伦理意识发生冲突时,我们该如何选择。姑姑在经历了精神的痛苦折磨后获得了重生,突出了莫言“把人当作人来写”的文学观,表达了他对每个生命的尊重与热爱,同时也呼吁读者去试着理解政策执行者的苦楚与无奈。
3.从知识分子(蝌蚪)看生命伦理意识
蝌蚪以第一人称视角出现在《蛙》中,小说通过蝌蚪自我心理的描绘,凸显了知识分子对生命的践踏与赎罪意识。“把自己当罪人写”,读者一度可以在蝌蚪的形象中感受到莫言的自我忏悔心理。
蝌蚪对生命伦理意识的认知经历了两个阶段。蝌蚪为了自己的党籍和职务,携同姑姑强迫妻子王仁美流产,最终导致妻儿死在了手术台上,这使蝌蚪陷入了长期的自责之中。而在与第二任妻子结婚后,他却无耻地说出了“狮子,我觉得跟你比跟王仁美更像夫妻”的话。第二阶段的认知体现在当蝌蚪得知陈眉为他代孕的事,起初由于生命伦理的良知,他极其反对此事,而在被张拳的女儿和外孙欺辱后,蝌蚪荒唐地把受苦当作了自己代孕得子的合理慰藉。此时,蝌蚪俨然成了一名披着高尚的华丽外衣,内心实则世俗不堪的虚伪知识分子。即使蝌蚪在书信中向衫古义人深自忏悔,但那也仅是其寻求自我内心平静的自私之举而已,对于生命伦理的尊重,在利益熏心状态下仍处在了缺位状态。
蝌蚪在自我利益与良知冲突面前毅然选择了前者,并由此形成了畸形的生命伦理意识。莫言借蝌蚪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自视清高的内心与无法摆脱世俗的心理矛盾,以及对部分文人笔下充溢着对生命伦理的尊重,而在实际生活中却判若二人的现象的嘲讽。
4.从计划生育年轻人看生命伦理意识
小说中,袁腮是在计划生育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见证了姑姑残忍杀害胎儿的画面,经历了因偷偷给女人取避孕环而被抓的教训。在新时代,袁腮却打着开办牛蛙场的旗号偷偷做起了代孕的非法勾当,牛蛙场办公室助理小毕、陈眉沦为了新时代生育工具,资本成为了这一时期践踏生命伦理的新生力量。同时,以肖上唇为代表的官员开始通过“包二奶”、“代孕”的形式违背计划生育政策,满足自身传宗接代的愿望。
随着商业经济不断冲击的新时代的到来,资本利益的诱惑使得人们的生命伦理意识变得“面目全非”,“人”这一独立个体在资本运作中沦为了流水线上的冰冷工具,毫无生命意义可言。同时,“代孕”这一非法产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管控,莫言也借此反思着政策对于生命伦理的影响。
三、结语
“人人有罪,我亦有罪。”《蛙》通过叙述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物对生命伦理的相同践踏,辛辣地揭示了计划生育背后悲剧的制造者其实是每一个人。笔者认为,莫言的《蛙》是对“罪感意识”的突出,通过对生命伦理意识沦陷的追思以及对于悲惨历史的直言不讳,以求更好地面对现实。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悲剧”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人们更倾向于接受圆满的结局。莫言以“悲剧基调”贯穿全书,从根本上区别于我国的“乐感文化”。然而,莫言对于“乐感文化”的摆脱并不是完全的。《蛙》中蝌蚪倾向于原谅姑姑的罪行,并为姑姑开脱,最终姑姑得到了重生;狮子在难以怀孕的情境下通过“代孕”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自己的孩子。此种倾于圆满的结局,使整本小说的悲剧基调在结尾处有所削弱,读者对计划生育反省的深刻度随之降低。
“人是自身目的,而非工具”,在生命伦理面前,任何试图泯灭“人”主体地位的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正如“11.26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擅自修改人体基因引来了学界和社会广泛批判,人们难以接受此种对于生命伦理践踏的行为。早在2009年出版的《蛙》就展现了莫言对生命意识伦理的尊重与呼吁,也体现了文学对社会问题的反映与前瞻性。但同时,书中蝌蚪在遭受张拳后代的欺辱后,选择了破罐破摔,与“代孕”参与者同流合污。笔者认为,莫言在此情节处理中体现了自己一定的悲观情绪。但正如尼采所言,“人生诚然是痛苦的,但这是悲剧,而不是悲观的”。人生或许是一场悲剧的存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以乐观的心态对待。也许在面对历史与时代问题时,我们应从自我出发,保持对生命伦理意识的敬重,去拥抱这个或美好或悲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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