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我分配到那个公社农具厂工作时,主任是小韩,齐主任是副主任。小韩当时(1968年12月)31岁,很本分的一个铁匠。
厂里就这样组成了五个人的委员会,老齐当选了副主任,铁匠杨哥、木匠信师傅、白铁匠冯师傅为委员——其实还是老齐说了算。并不是老齐想揽权,确实是小韩没有领导能力,所有的大事小事都让老齐给出主意,老齐当了几年的领导自然有些经验,也乐意给自己的这位小老乡帮忙,因而这事也就成了众所周之的秘密。
刚开始打铁时是我和齐主任、吴哥一组,齐主任本身就是个铁匠好手,当厂长时也一直在车间打铁。齐主任掌钳,吴哥打锤,我拉风箱烧火。如遇到锻打大型件,负责烧火的把锻打件烧红后也要去抡大锤帮着锻打,行话叫“打帮锤”。这样做的目的是减轻负责打锤人的劳动强度和减少锻打件的加热次数。
我工作半月后的一天早上在“早请示”的仪式上,小韩拿着一封电报给大家说,齐主任的母亲病了家里来了电报,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准他的假。小韩早先也是如此,任何事情自己也不敢做主,遇到事不是请教齐主任就是由大家说了算。这次是齐主任的事,更何况齐主任请假还不扣工资(厂里早先的厂长和会计是行政级别,请假不扣钱,齐主任调来后虽然是工人级别,但享受行政待遇),他只能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支支吾吾,没有一个人吱声。事后我得知,在我们四个知青来到这个厂以前,厂里的工人就有约定,尽量别招惹我们——这些学生可能都不是些好惹的主!因而见我们在场便都沉默不语。我见大家都僵在这儿也不是办法,就对小韩说了我的看法,“既然人家的家人来电报,说明病人的病情较重急需他回去,这么简单的事你还犹豫什么?”三个同学见我表了态,都帮腔嚷道,“是啊!人家家里有病人还不赶紧让人家走!”“阶级感情都哪儿去了,这事还用商量吗?”“‘亲不亲,阶级分!’无产阶级就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工人们见状,也都随声附和:“快让老齐走吧……”
齐主任走后孙师傅就成了我的师傅。齐主任在家待了十几天,回来后他偷偷告诉我,母亲患病是不假,但这次回家是另有原因的。他说五金厂现在天天都在批判那个厂的李厂长,他就是李厂长提拔起来的,五金厂让他回去参加批判会,检举揭发李厂长的“罪行”。起初小韩找借口替他挡着,他担忧小韩挡不住,就给家里去信让家人给发来了电报。可他回来的当天,五金厂得知消息就又来了。齐主任说李厂长是个好人,根本没什么错,如要检举人家只能瞎编乱造,他做不到,但他也不能再让小韩作难了,再叫去就去,去了也不说话,任由他们处置吧。
我很同情齐主任的现状,就找三个同学商量,并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小韩。小韩给找上门来五金厂说:“你们别指望老齐去检举老李了,老齐现在自身都难保了,我厂这些省城来的学生发现老齐有些问题,让大家揭发他,每天晚上开会都让他做检查——他要是晚上不在我可没法给这些学生交代!要不你们征询一下这几个学生的意见?”这两个人还真让小韩去叫了我们。我们四人商量的对策是,先耐心听他们的要求,再尽量地与他们协商。没成想他们中一个章丘人的口头语很重,竟说了一句“还不都是为了**啊,达了个×地(这是章丘人的口头语)。”机灵的赵子抓住了他的“话把”,故作很惊愕地瞪起眼问他:“你怎么敢这样说话!能说*×吗?”他们同来的那位知道这事的严重性,忙陪着笑脸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他是口头语……”“你还敢替这种言论打掩护?”“语言代表着思想!‘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可是阶级立场问题!”“你们怎么这样呢?听到这种言论还包庇纵容,如果在其他地方……”——那二人惊得呆若木鸡,竟然一声也不敢吭。我见已到了“火候”,对他二人说:“老齐的事任由你们吧。”我暗示三个同学走出了办公室。
这二人低头耷拉角地走了不久又返了回来,畏畏缩缩地把小韩叫到门外,点头哈腰地不知向小韩说了些什么。正当我们猜想后果之时,小韩喜眉笑眼地找到我们说:“那俩人给吓‘草鸡’了,让我给你们说说,求你们别告发他们。”我们自然同意,让小韩把他二人叫到了办公室。我对他二人说:“刚才小韩一再替你们解释,说那句话确实是你们当地的口头语。既然这样,这话就算你们没说,我们也没听见,这事权当没发生——但是我劝你们以后说话可要谨慎些,让别人听到你们说这样的话,后果可是很严重的!”“是啊、是啊……”他二人千恩万谢地离去了。从那,他们厂竟然再也不提叫老齐去开会的事了。
我和三个同学仍然时常的去五金厂找同学去玩,那两个被我们捉弄的zfp见了我们总是笑脸相迎,多次的交往以后我们竟然成了朋友。现在想起此事,仍感觉他俩也包括我们那时是那么的可笑又是那么的可怜——这种事也只有发生在那个年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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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类型: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