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正统的文人看来,《三国演义》只是一部小说,难登大雅之堂。但是,《三国演义》代表的是千百年来人民群众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三国演义》比《三国志》更可靠些。
曹操到底是不是汉贼?他到底想不想篡位?实际上曹操一直野心勃勃。他一直都以文王自居,认为只有像文王那样,施功德于后世,“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才能保证基业长久。如果像董卓那样,迫不及待地称帝,只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所以他不是不想称帝,而是他顾虑较多,不愿“慕虚名而处实祸”。
我们评价一个人,不光要看他怎么说,更要看他怎么做,也就是孔子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我们不看小说,只看正史。发现即使是正史上的记载,也难以掩饰曹操觊觎帝业的心理。因为曹操一直都在暗暗积蓄曹家的势力,好为曹丕篡汉做准备。
曹操说:“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我相信这是曹操的真话,但是人会改变,人会随着环境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就像朱元璋,当初也就希望能吃饱穿暖就行了,随着自己实力的增强,个人的野心也就越大。这是人的本性,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没有就不正常了。
既然有能力做皇帝,为什么不去做呢?那是因为当时还有刘备和孙权。赤壁一战烧得曹操心惊胆寒,后来几次出征都未能削平吴蜀,所以称帝的时机还不够成熟。等到孙刘联盟破裂,于是年轻浮躁的曹丕就迫不及待地称帝。
在小说当中,关羽绝对是一个义薄云天、不好女色的大丈夫,然而在史书上却有这样的记载:
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这段文字出自晋代王隐的《蜀记》,然而“王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王隐之作也。”(《晋书 》 列传五十二)
史书上的记载一定会与真实的情况有出入,但是老百姓的评价一定是公允的。即使乱臣贼子在史书里尽力粉饰,但是人民的口碑一定比史官的笔墨更为厚重。
还有蜀汉的诸葛亮,即使有人恶意抹杀诸葛亮的功绩,尽力将诸葛亮说成是权臣、野心家,但是直到现在,成都百姓依然爱戴这位千百年前的政治家。即使时过境迁,也依然没有改变民间对于诸葛亮的信仰。
诸葛亮曾经给后主上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公道自在百姓心中,忠佞奸邪始终逃不过人民的检验,史官们的文笔从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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