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里说戊戌之夜访袁世凯(五)
一
“七点过后,梁启超进城前往金顶庙,谭嗣同则前往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一同去的可能还有徐世昌”。
“他们应该乘坐骡马车从正阳门进入内城。没有路灯的北京即将陷入黑暗,显露出另一种面貌。‘夜晚的街道空无一人,也没有任何照明,街道的两旁堆砌着灰色的矮墙,一眼望不到头,让人压抑得有些透不过气来,感觉自己仿佛是这个消失的世界上唯一存活的生灵,偶尔也能碰上一两个中国人,手里提着灯笼,从黑暗中忽闪出来的模糊的轮廓看上去好像穷困迷途的魂魄一般;他们也在找路,所有人都没有足够的光线’”。
二
这一段出自许知远5月份的新书《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的三百八十五页与三百八十六页。描述的正是虽然没有见过袁世凯,但因其是天子的近臣且又具有独特的个人胆识的谭嗣同动身夜访袁世凯的场景。
在田沁鑫导演的改编自李敖的同名小说《北京法源寺》的话剧里,对那时的夜访情景借由谭嗣同的口做了颇具想象力的描述: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清风朗月飞沙走石却迷了眼睛,破军贪狼星出北方,乌云中獠牙乍现,天空中怪鸟长鸣。我径自出宣武门过珠市口,今日繁华市集昔日宰杀活猪之地。一到夜里,人烟散去,百年前开膛破肚的腥臭气,还是扑鼻而来。白天人浮于事,夜晚鬼也拜佛。”狺狺犬吠,此起彼伏,猫头鹰在粗大的合抱之槐树上惊悚地叫着,草丛中还有立秋之后的虫鸣声,有蟋蟀抑或别的昆虫。夜晚的街道还有其他的声音,比如打更的敲击声。
三
1898年9月18日,农历戊戌年八月初三日,戊戌变法第一百天,戊戌政变前三天。
这一天下午约略2点之后,庆亲王奕劻带御史杨崇伊来到颐和园(庆亲王奕劻是能直接跟慈禧太后递牌请见的有权力的少数亲贵大臣之一),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杨崇伊在奏折里提到:现在的朝廷,内结康有为,外联孙中山,还准备聘请伊藤博文当改革顾问,社稷之危迫在眉睫(谓之伊藤博文来华事件,据说那时他已下野,以个人名义来华游历)。慈禧太后在看了奏折之后,奕劻在旁边做了很重要的解说。前两件事,慈禧太后早已知悉,但是第三件——准备聘请伊藤博文作改革顾问一事引起了她极大的警觉。盖因甲午一战令慈禧太后对伊藤博文耿耿于怀。
于是,在晚上戌时,即晚上七点至九点的时候,慈禧太后下令准备车驾,第二天一早(即八月初四日)回宫。至于为什么没有在初三日回宫,主要原因是那时候已经来不及准备回宫的相关事宜。此记录在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中能找到:“八月初三日,总管宋进禄等为本月初四日圣母皇太后还西苑,所用引导、跟随、关防官员人等照例派出,并所用牵骡甲人照例预备”。此次随行的太监、差役总数为622人,用马538匹,用车22辆。此外还牵涉到内务府、侍卫处、护军营、步军统领衙门以及军机处。
四
就在奕劻、杨崇伊谈的差不多的时候,在北京南城浏阳会馆的谭嗣同出发了,他要去法华寺见一个人,见一个能救命的人——袁世凯。位于北京报房胡同的法华寺与京城历史紧密相连,原本它是一个明代大太监的府宅,后改为寺庙,明宪宗钦赐法华寺匾额。在1860年,李慈铭就听说“夷人明日自安定门入,至法华寺和议,内城居人四出奔避”。恭亲王的京师巡防处也设在这里,再后来,这里成了文人常聚的场所,据说,寺里的海棠院甚受欢迎。至于袁世凯寓居于此的原因据田沁鑫导演改编话剧《北京法源寺》中“他”自己解释说,:身居此寺只是因离恩师李鸿章大人居住的贤良寺近,故而好走动请教。况且法华寺一带是驻扎八旗军队的地方,作为军人住着舒坦而已”。
“当谭嗣同踏进法华寺的大门,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扑所迷离的事件便展开了。这便是近代史中重要的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这像是电影中的桥段,令人不禁遐想万千。这两个人的对话至今仍然是戊戌政变的一个谜团,虽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袁世凯对此都有记录,但因为牵涉到个人的切身利害关系,都不能作为直接支撑的依据,都不能令人完全相信”。据最新的研究发现,反而一直被粗暴地认为导致戊戌政变告密于太后的袁世凯所记载的《戊戌日记》真实性更大一些。
五
这一天的“袁世凯先是拜访了李鸿章”,“两人就军事方面的问题交换了看法。午饭后,赴西城定阜街庆邸拜谒庆亲王奕劻,由于这天庆亲王跟杨崇伊去了颐和园还没回来,袁世凯等到傍晚也没有见到面。而恰到此时,天津小站军营来电报,谓有英国多艘兵舰在大沽口外海面上游弋。接荣禄的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袁世凯只好匆匆离开庆邸,返回位于东城的法华寺所做复电”。
“刚刚返回寓所,袁世凯又收到荣禄派专人送来的函件,称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盼袁即日回防。由于袁已奉谕旨定于9月20日请训,不便擅自离开北京,但是从荣禄传来的消息看,他又觉得自己作为军事主管,应该设法尽快返回自己的岗位。基于这种考虑,袁世凯请幕僚拟定奏折说明缘由,请军机处安排能否提前一天即在9月19日请训”。
于是这天晚上,还要向光绪皇帝请训,暂时不能回天津的袁世凯在法华寺内与幕僚起草给皇帝的奏疏与给荣禄的书信,正在秉烛拟稿之时,听到外面有人奏报,接着守门人持名片来,说是一位军机大人求见。袁世凯“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谭大人不等人传请,径自来到客堂。
六
两人见面,寒暄一番。对于那个夜晚,袁家的老仆多年后回忆说,“有一天下午八点多,忽然有一个人求见袁大人”。
谭嗣同见袁世凯,称赞其“豹头虎眼,大将格局”。袁世凯则描述谭嗣同:“他双目炯炯有神,似两团冥火跳荡。”
谭嗣同问袁世凯,如何看待小站练兵。
袁世凯回:为皇上所用。
谭嗣同问袁世凯怎么看待光绪皇帝。
袁世凯回:旷代之圣主
又问光绪皇帝待他如何。
袁世凯回:前两天被皇帝召见,加官两级。
随即谭嗣同后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道:皇帝有难,袁勤王是否愿意出手相救。
袁世凯反问道:不知我主难在何处。
谭嗣同拿出一份名片状的草稿,上面是光绪的口吻:荣某废立杀君,若不除掉他,上位不能保,性命也不能保。还拿出“密诏”递予袁世凯,“今朕位几不可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因为是抄本。老辣的袁世凯通过墨色就已判断此为假诏。盖因密诏不能示人,杨锐考虑皇上的安危,怕累及皇上计,故而没给真诏。设想一下,倘若,杨锐把真诏给谭嗣同,让其带着真诏去找袁世凯,也许历史真的能改写。
袁世凯进一步问谭嗣同的计划,谭回四个字“围园劫后”,这时袁世凯已经“魂飞天外”,并诘问谭。谭嗣同回答“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他还安慰袁世凯,除去慈禧的任务会交给湖南赶来的好汉,还威胁袁世凯一定要答应下来,袁是维新党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谭还以死相逼“如不许我,即死于公前,”或者反过来“公之性命在我手中”。
七
袁世凯平心静气下来后则试图表达自己的难处:说自己的新军只有七千人,而董福祥、聂士成的军队加在一起足有三四人万。此外,“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着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而这一过程需要半个月以上的准备才能答复。如此种种似乎说服了谭嗣同。
只是谭嗣同最后再次强调袁世凯对他们的重要性:“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谭嗣同又向他谈起皇帝与太后不合的原委,并发下狠话:“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此时,夜已深,想静观其变或者顺水推舟的袁世凯以还有奏折要写为由请谭嗣同离去,并说“皇上是你的皇上,也是我的皇上,你救得,我当然也救得。可你我萍水相逢,你深夜造访我的随从必然生疑,若计划败露,你是近臣,我有兵权,最易遭疑。今日起,我将闭门称病,你不得入内,也不可再来”。但是他的原则是,遵旨是天职,为皇上他可以死生以之。因为皇恩浩荡,他的家族也世受皇恩。
八
假若从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跳脱出来看夜访袁世凯事件,略写一二:
一、设想一下,如果你是袁世凯,对于素昧平生的来人邀自己做这样一件可能会掉脑袋的事情,稍微正常点的人都会做出跟袁世凯一样的选择。
二、对于戊戌变法的定论,羽戈在《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五十三页最后一段写:“改革讲究渐进,日拱一卒,康有为则在急进,一炮将军;改革讲究谈判,康有为则动辄以杀人威胁对方;改革讲究妥协,康有为则从不知妥协为何物,不仅屡屡激怒守旧派,而且把本可同舟共济的维新派中渐进一系逼向对立面;改革好比把钉子钉进硬木板,要一寸一寸来敲,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康有为压根不是敲钉子的料,他手里那的是大砍刀,所使的招式是‘力劈华山’...就此而论,戊戌变法可谓一场以革命方式推行的改革,夸张一点说,这乃是一场披上了改革外衣的革命”。
九
据记载,林旭的戊戌年兆头不佳,他大年初一与朋友共游陶然亭,日食令一切昏暗不明,乌鸦鸣叫,西山也看不到了。他还去观音大士庙问过签,相传签中有“巴、蜀、湘、闽”四字,没人能意料到这与四章京日后的命运有关。
当谭嗣同面色不改转身走入黑夜,他跟浓墨样的夜色混为一体。他冥冥之中感到死期将至,他想用身体做柴,燃起大清熊熊的不灭之火。然而,他这样的行为,虽然于人格上无愧,但是于大局却无补。
后记:
写到这里,接近文末。我却充满疑惑,不知我写了些什么。姑且称为四不像吧。另外,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的确定,关于戊戌变法这一历史事件,在可期的未来我会重写一遍。
参考资料:
凤凰网出品的纪录片
《马勇讲史——<维新>》 马勇
话剧《北京法源寺》 田沁鑫
《德国公使夫人日记》 海靖夫人
《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 羽戈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 许知远
《茅海健戊戌变法研究——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 茅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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