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的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著作汇编在一起并加注释起,朝廷便以《四书》考试士子,直至清末而沿袭不变,可见《四书》的影响之深远。《五经》同样如此,两千多年来,无论是考证礼乐的,还是解释名物的;无论是推究诗旨的,还是讲求音义的;无论是古文的毛诗,还是今文的三家……无不怀着兢兢业业的心情将《五经》的经学纳入正统的宝座,以期合乎“庄严伟大”之功效。
正因如此,自《四书五经》问世以来,学术界及众多的国人一直信奉它是一种“权威”而去记背,然而有许多习读《四书五经》的人对古人因何出此言却并不清楚,或对《四书五经》的内涵有着许多的误解。近期,有的史学家(如台湾学者傅佩荣所著《哲学与人生》)严肃的指出:“国人对《四书五经》有太多的误会!”其原因就是许多人习读《四书五经》仅是在文字上打转而不去领悟其深邃的内涵;只是以朱熹当年的注释去记背其含义而不是根据作者历史特定时期的环境去理解和分析;因而对《四书五经》深邃的思想和理论产生了误解。
众所周知,《论语》是记录孔子言行的著作,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大学》、《中庸》为《礼记》一书中的篇章,约写定于秦统一以后;《孟子》是关于孟子言行的著作,成书于战国年代;这四部书写成于不同的年代,思想观点也不尽一致。但是经过汉以后历代统治阶级思想家的改造,特别是经过宋代朱熹等人的几番阐释以后,《四书》的“集注”无疑掺加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色彩,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对《四书五经》多年来精心的解读和研究,引起学者们对朱熹所作注释的诸多疑问也并不奇怪。学者傅佩荣出版的关于《论语》、《孟子》、《易经》、《老子》、《庄子》等经典名著的“解读系列”,对朱熹等人对《四书五经》注解的错误作了大量的更改并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无疑对人们解读《四书五经》提供了更便利、更正确的捷径。例如:许多记载孔子生平的书中都表明孔子最讨厌的就是没有原则,而《论语》中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却一直被解释为“此一时,彼一时”——自然是矛盾的。而“解读系列”则认为孔子的本意是“做任何事情绝不止自己一套规矩,不是非要怎么样,也不是非不要怎么样,不要把自己放入一个框框。”另外,《论语》有一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呼”,其中“时习”二字一直被解读为“经常学习”,而“解读系列”则认为应该是“适时实践”……自然后一种解释更让人们理解和贯通。
当然,要领悟《四书五经》深邃的内涵仅靠“解读系列”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四书五经》仅是作者当年的代表作或精华部分,如要真正领悟《四书五经》内在的精髓,必须去研读作者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有关生平、业绩、思想等著作。
近几年,人们加强了对国学的学习,从而也加深了对《四书五经》的认识。孔子强调“重义轻利”,孟子强调“舍生取义”等,与如今人们倡导的“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见利忘义为耻”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质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具体体现和完善。——随着时代的前进,《四书五经》这一哲学之精髓,定会越来越显示出它辉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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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类型:哲学散文  谈古论今